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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9·11”八年來國際形勢巨變的戰略思考 2009-09-09 21:19
中國日報網中國在線消息：“9·11”恐怖襲擊事件已經發生八年了。“9·11”八年來，一系列重大事件接連上演，國際形勢持續發生重大而深刻的演變。阿富汗與伊拉克戰爭于2001年和2003年相繼爆發，美國霸權一度上升至巔峰，繼而陷入擴張過度的困境，開始走下坡路。特別是2008年8月爆發的俄羅斯與格魯吉亞武裝沖突，2009年9月從美國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機，以及與之相伴的新興大國群體性崛起，使得冷戰后國際格局經歷了新的一輪重大調整，而“9·11”事件則成為這一輪調整的起點，因而具有歷史轉折點的深遠戰略影響。 追根溯源，“9·11”事件是以“基地”組織為首的伊斯蘭極端勢力對美國霸權主義與強權政治，特別是對美國長期偏袒以色列欺凌巴勒斯坦的錯誤中東政策的嚴重不滿和瘋狂報復。但當時的美國政府并未冷靜反思，不是從自身找原因，而是以牙還牙、急于復仇、片面強調憑借優勢武力打擊國際恐怖主義，乃至趁機謀取霸權私利，以至將“反恐”引向歧途。 美國在“9·11”之后一度獲得了廣泛的國際同情與支持，占據了道義制高點。但美國并沒有正確地利用國際支持，反而濫用了國際同情與支持，大搞唯我獨尊的單邊主義，將反恐無限擴大化，推行所謂“反恐戰爭”。美國先是武力攻占阿富汗，隨后又以“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與“支持恐怖主義”的“莫須有”罪名，繞過聯合國安理會，出兵伊拉克，推翻薩達姆政權，占領了伊拉克。美國連續取得兩場戰爭的“勝利”，其霸權登上了冷戰后的頂峰，一時間好不威風。但好景不長，美軍在伊拉克遭遇激烈反抗、疲憊不堪，在阿富汗更是陷入泥潭、越陷越深、以至難以自拔。 美國由“9·11”后的主動逐步陷入被動，乃至最終爆發金融與經濟危機、陷入內外雙重困境，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美國打著“國際反恐”的旗號販賣私貨，以“反恐”為名謀取單極霸權與地緣戰略利益，以至于戰線過長、樹敵過多、擴張過分、透支過度。時至今日，美國“反恐”陷入越反越恐的困境，“基地”組織陰魂不散，阿富汗“塔利班”卷土重來，巴基斯坦“塔利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國際恐怖主義在中東、南亞、東南亞蔓延不斷，重大恐怖襲擊時有發生，美國也被“兩場戰爭”牢牢困住。 看不到盡頭的“反恐”與“兩場戰爭”致使美國內外交困，“9·11”八年來美國盛極而衰的事實也教育了美國人民，使民主黨在2008年11月舉行的總統大選中一舉擊敗共和黨，奧巴馬高舉“變革”大旗最終贏得了人心。 奧巴馬總統在美國深陷“兩場戰爭”與金融危機之際臨危授命，上任后大幅調整對外戰略，撥亂返正、正本清源，力圖通過系統推進外交“新政”，扭轉外交頹勢、擺脫國際困境、重塑美國形象、重振世紀霸業。 奧巴馬政府對外戰略調整主要體現在以下六個方面：一是痛定思痛與洗心革面，更新“世界觀”與外交理念，明確承認世界格局多極化與多元化，意識到自身力量在全球化時代的局限性。奧巴馬總統強調“世界各國的命運息息相關”，“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單獨應對二十一世紀的挑戰”；二是揚長避短與軟硬兼施，全面運用“巧實力”。奧巴馬政府一改其前任外交“單干”、“硬干”、“蠻干”的簡單粗暴作風，姿態變得謙卑有加，身段放軟放低，注重“傾聽”與對話，即使是對手與敵人也不排除與之靈活接觸。與一味強調武力的前任不同，美國現正大幅增加外交人員和發展問題專家人數，并將在今后幾年把對外援助翻一番，以改善形象、爭取人心；三是將外交重點重新排序，優先應對金融危機與經濟衰退。“9·11”后美國對外戰略重點是在優先“反恐”同時“應對大國崛起”，奧巴馬政府則明確將“反恐”位置后移，而將經濟問題作為第一優先，大搞財經外交，力圖擺脫衰退并維護美元霸權。同時奧巴馬總統還強調二十一世紀的大國競爭應擺脫“零和游戲”；四是爭奪全球熱點議題話語權，搶占“后金融危機時代”國際主導權。包括在氣候變化、能源安全、核裁軍、網絡安全等領域；五是注重大國協調，借助新興大國。除與西方盟國加強合作外，奧巴馬政府還正視新興大國的群體性崛起，與之開展雙邊對話合作，共同應對全球挑戰，包括提升美中關系、“重啟”美俄關系、深化美印關系等；六是將反恐重心由西亞向南亞“東移”，著力改善與伊斯蘭世界的關系。美國推出“阿富汗-巴基斯坦新戰略”，大舉增兵阿富汗，大力援助巴基斯坦，采取軍事打恐、經濟發展、社會建設、分化極端勢力并舉的綜合性戰略。奧巴馬政府還拋棄了其前任的“反恐戰爭”說辭，極力改善與伊斯蘭國家的關系。 通過上述六方面的“系統變革”，美國新的對外戰略——“奧巴馬主義”呼之欲出，其特征是務實明智、以變求進、以巧取勝，其目標仍是維持美國的“唯一超級大國”地位，其發展前景尚需時間檢驗。 透過“9·11”八年來美國戰略處境與國際戰略格局的深刻轉變，從中可以得到幾點啟示：一是不管哪個國家對外搞霸權擴張，終將害人害己，沒有好下場；二是國際格局多極化不可逆轉，新興大國崛起大勢所趨，國際關系已經難以再由西方大國主導，而應由西方與非西方大國平等協商；三是對包括國際恐怖主義在內的全球性挑戰需要加以全球治理，其中“反恐”尤其應摒棄“雙重標準”，應更多依靠經濟社會發展與不同文明對話交流，加以標本兼治。（作者為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員 陳向陽 編輯 張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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