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的名字叫《中國》，其實這不是關于中國這個國家的電影，而是關于中國人的電影。——安東尼奧尼
《中國》回到中國
中國日報網中國在線消息：2004年，卡洛·迪卡洛去看望了92歲的安東尼奧尼。他即將去北京，作為意大利方策展人出席由北京電影學院、意大利使館文化處和意大利影城主辦的“安東尼奧尼電影回顧展映”。“怎么樣，去中國吧。”他開玩笑地對安東尼奧尼說。“走啊，這就走！”安東尼奧尼急切地回答。盡管20年來他因為中風喪失了絕大部分語言能力，卻總是能在聽到“去中國”的時候說：“走！這就走！”
安東尼奧尼已經不再能回到中國，中風損害了他的呼吸道，飛機上的氣壓變化將對他后果難料。這一次回顧影展和暌違中國人民32年的《中國》替他回來了。盡管只是一次學術展映，盡管大多觀眾在《中國》誕生時還遠未出世。
在《我愛北京天安門》的歌聲中，《中國》從天安門廣場上排隊等待拍照留念的人群開始記錄，長距變焦鏡頭把人們的面孔和表情捕捉成特寫，也把廣場上的馬、恩、列、斯畫像拍得占去大半銀幕。在汽車里，攝影機掃過街景，一個邊騎車邊打著太極拳的男人令觀眾都笑起來。但接下來的事情要令不少人無法接受：在婦產醫院，安東尼奧尼好奇的鏡頭完整地記錄下35歲高齡產婦接受剖腹產手術的全過程。從針灸麻醉(他顯然被這種神奇的技術迷住了)到手術刀切開腹部，到取出嬰兒，如此直接的拍攝在今天也難以想像。鏡頭偶爾從手術中的刀口搖到產婦的臉，她微笑著，應答護士的詢問。
在國棉三廠，托兒所濃妝的孩子為攝影機表演歌舞《大海航行靠舵手》；職工宿舍的房租“不能超過工資的5%”；一家人忙著做飯，帶魚、豬肉和蔬菜；用縫紉機繡花的婦女在談抱孫子的事：“為了建設社會主義，晚抱幾年也好。”紡織工人下了班并不馬上回家，而是在一起學習形勢，討論“藝術和文學用于為工農兵服務”以及要“支援世界革命，織出好布、紡出好紗”。
“中阿公社”里，豬兒躺在墻角曬太陽，大喇叭突然響起京戲，幾頭豬嚇了一跳。放映現場觀眾被逗樂了。如果沒讀過30年前那些批判安東尼奧尼的文章，大多人不會知道喇叭里放的是《龍江頌》中江水英的唱段，而這樣的聲畫表現也曾被斥為對革命樣板戲的“肆意嘲弄”。批判中還曾提到：影片說“北京人是貧窮的，但并不悲慘”，實際是在嘲弄我們的“貧窮”。但菜市場里有很多活生生的火雞和魚，蔬果更是擺得琳瑯滿目，從這樣的畫面里實在很難感到“貧窮”。在王府井和前門商業區，“再一次，為捕捉到日常生活，我們得把攝影機藏起來。”——技術是多么重要，今天我們的電視臺大量使用偷拍手段，再沒人會把這當罪狀。
河南林縣，“安東尼奧尼突然闖入一個山村，把攝影機對準那里的群眾。”他們從沒見過西方人，于是長時間地站在路邊墻角，盯著攝影機幾乎一動不動。“這是給歐洲人自豪的一盆冷水，”解說詞嘆道，“大眼睛、卷發、夸張的動作、不合時宜的服裝——我們才是怪物。”觀眾再度被逗得笑起來，而在當初，這被認為是“往中國人民臉上抹黑”。
蘇州自然地令安東尼奧尼想到威尼斯。不論城市或農村，人們的狀態似乎與今天并無多大差異。安東尼奧尼實在是對表情有無限的興趣，寺廟里的五百羅漢也被拍下不少面部特寫。“蘇州同它的古老的面貌差異很小”，安氏的這一句解說也曾是他的“罪狀”，但如果今天它還能如此，大概將成為一件功勞。
南京的幼兒園，孩子們輪番表演革命的歌舞；小學校的接力賽，開始之前學生必齊呼數遍“友誼第一、比賽第二”。長江大橋下晾的褲衩、街頭擤鼻涕的人曾是《中國》被批判的重要罪行，事實上這些鏡頭一閃而過，稍不注意便可能錯過。人民廣場上一個赤膊拉板車的人似乎感覺到遠處有人拍他，拽過上衣穿起來。上海街頭，安東尼奧尼仍然用長變焦尋找人的表情，有時甚至拉成局部特寫。在攝影機做了盡力的捕捉后，他仿佛遺憾地感嘆：“中國正在開放它的大門，但仍是一個遙遠的國度，我們只是看了它一眼。用它的一句老話：知人知面不知心。”影片最末的20分鐘，居然全是在劇場看臺上拍攝一次雜技表演，觀眾也投入地看起來，甚至在驚險處鼓掌。
從屏幕上看，拍攝過程中“陪同”和“安排”的痕跡顯而易見，但安東尼奧尼也在用一切可能的機會作自己的思考。比如他認真地分析了“長城這座昭示軍事藝術之徒勞無益的紀念碑”是如何變成“文明的工具”：“它阻擋北方的風沙，改善了農業；士兵從城市被派來戍邊，傳播了文明。”他的一些評價或許會令今天的中國略感難堪，比如：“在這個國家中，我知道人民以前生活在極其不公正的封建統治下；而今天，他們在一天一天地努力建立一種新的公正。在西方人眼中，這種公正看上去似乎是種普遍的、節衣縮食的貧窮，但這種貧窮決定了一種有骨氣的生存的可能性，使人變得祥和，比我們更富有人性，甚至它接近我們的人文主義理想：與自然相融，人際關系的溫和，用堅韌的創造力在這個常常是相當貧瘠的土地上簡單地解決財富分配問題。”
卡洛·迪卡洛仍然清楚地記得30年前，安東尼奧尼的紀錄片《中國》在威尼斯電影節上放映的情形。電影節原計劃在威尼斯最好的“鳳凰劇院”放映《中國》，由于中國政府向意大利政府施加壓力，影片未能在那里放映。但電影節主席設法租了另外一家影院，還是放映了《中國》。影片之前將加映安東尼奧尼新片《職業：記者》的片段，迪卡洛陪著安東尼奧尼和瑪麗亞·施耐德一起前往觀看。正要進影院，安東尼奧尼被突如其來的一大群觀眾包圍了，他們高呼：“你背叛了中國！《中國》是個丑聞！”安東尼奧尼憤怒地想要與他們爭論，迪卡洛趕忙把他從人堆里拉了出來。
“他氣得要命，他不知道為什么。首先他覺得自己是抱著很大的感情到中國拍片，并不覺得影片抹黑了中國；而且在威尼斯抗議的人也不是中國人，而是自以為比中國人還中國人的激進分子、毛的崇拜者。其次，安東尼奧尼本人素來反對意識形態的東西在電影中出現。”迪卡洛回憶說，“抗議的人多數來自意大利與當時各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友好協會：意中協會、意捷協會、意匈協會……有的協會是由對方政府資助的。”
“電影的名字叫《中國》，其實這不是關于中國這個國家的電影，而是關于中國人的電影。”1972年，安東尼奧尼在自己一篇文章里說。
30年后，北京電影學院放映廳，并沒有特別興奮的觀眾，不同年齡的人對《中國》各有讀解。藝術工作者吳文光覺得：“那些哪能代表中國，在特別受限的空間里只能拍到特別有限的東西。”一位35歲的編劇認為懷舊是影片對他最大的作用：“我們小時候的生活完全就是那樣。”他對當年的批判卻是認同的，“確實是有用心啊，換了我在那時候也得批判，那時就是那樣一個氛圍嘛。”年輕人的看法是最新鮮的，一個19歲學生幾乎有些驚訝：“我覺得那時候的生活也挺豐富的呀，跟現在也差不了多少啊！”在紀錄片《安東尼奧尼：改變電影的目光》里，安東尼奧尼說：“把我跟孔子和貝多芬擺在一起，很可笑。”今天，更多的人對此大概是完全無法理解了。
迪卡洛提醒說，展映中幾部安東尼奧尼拍攝于1940年代的紀錄短片也非常重要，比如《波河的人們》、《街道清潔工》、《甜蜜的謊言》和《迷信》。“不僅對安東尼奧尼，這些紀錄片在意大利電影史上也非常重要，紀錄片關注普通人，是被意大利法西斯禁止的。它們是一種獨立視角的代表，安東尼奧尼就是在這些短片里體現了自己的風格和視角。”
安東尼奧尼的妻子恩里卡特地代兩人為《中國》與中國32年后的“重逢”寫來致辭：“……這個等待很長，但應中國政府邀請而拍攝的《中國》今天能在北京放映一事給了他巨大的滿足，并想借此機會再次向你們表達他的感情。他祝愿這部影片能盡快與全中國的觀眾見面。”
編輯：鄧京荊 肖冠男 來源：《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