謹防拜金主義、利己主義的“污染源”在國人的精神天空蔓延
記者：陳教授，你前面側重談了市場經濟給國人價值觀念帶來的可喜進步。不過，我們同樣切身感受到，市場化這柄雙刃劍的負面影響也不可小覷。相當一部分社會成員似乎日趨實用化、庸俗化，重形而下輕形而上，重物質價值輕精神價值，存在價值失范、價值真空、價值虛無現象。
陳立旭：市場化必然伴隨著世俗化，把一種實效的視點作為評價事物的尺度，人們變得更加注重實惠、務實。但是，市場的無節制擴張也會對人們的理想信念、生存意義、終極關懷等產生沖擊，容易使人滋生不定感和迷失感，難以尋找心靈停泊的精神家園，更難固守自身的安身立命之所，導致生存意義危機、價值虛無。物質主義、實用主義、感覺主義因此容易乘虛而入。
記者：價值觀傾斜、扭曲最厲害的莫過于對錢的過度膜拜。“一切向錢看”、“為人民幣服務”的拜金主義，以及利欲熏心、見利忘義的利己主義，“娛樂至死”的享樂主義，似乎已經成為相當一部分社會成員信奉的生活哲學。我聽到一首最新流行的手機彩鈴歌曲《我崩潰了》，讓歌中男女精神崩潰的其實無非都是些世俗身外之物：“票子總是不夠花，崩潰崩潰！車子總是不夠好，崩潰崩潰！房子總是不夠大，崩潰崩潰！崩潰啊……”可以重物質，但不能物化。我擔心，不少社會成員最終為物所役，迷失人性，在極度物化中異化。
陳立旭：在市場經濟中，商品、貨幣的支配作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強化，市場利益驅動機制也會對人性中追求物欲的一面給予系統的培植，難免使一些人滋生利己主義，講奉獻少講索取多，凡事斤斤計較利害得失，甚至以損人利己、損公肥私等種種不道德手段牟取利益。不僅如此，個人欲望的過度膨脹，還會導致市場經濟價值準則逾越市場活動領域，無限制地擴張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成為認識、評價和指導社會生活的通用原則，這就會遮蔽人與人之間真實的社會關系，導致人際關系的物化、非人性化。
記者：在當代人際關系中，誠信危機尤其讓人頭疼。企業間的三角債，違約案件,詐騙案件，惡意拖欠銀行貸款，搶注別人商標，假冒別人產品，諸如此類失信無信現象仍然大行其道，乃至某些地方政府也遭遇信用危機。
陳立旭：傳統誠信觀念具有濃重的特殊主義價值取向色彩，行為者根據自己與對象關系的親疏而給予不同的信任，信任格局局限于一定的圈子里，更相信親人、朋友、同學、鄰里等熟人，而在與圈外人交往時，不信任感較強。
記者：社會學家費孝通就說過，在傳統社會，一切普遍的標準并不發生作用，一定要問清了，對象是誰，和自己是什么關系后，才能拿出什么標準來。
陳立旭：特殊主義信任模式不利于在全社會建立普遍的相互信任關系。隨著中國社會的變遷，傳統的特殊主義信任模式也開始向現代普遍主義的信任模式轉變，不過目前仍處于信任模式轉換和過渡時期。
記者：傳統特殊主義信任模式也摻雜進工具、功利理性，溫情脈脈的面紗下面其實已掩蓋著利益動機。一些傳銷、集資等活動，其開始都是借助于熟人之間的信任關系，在熟人網絡中展開，結果很多卻以“殺熟”而告終。
陳立旭：一個全面進步的社會，必然是一個功利領域（市場領域）和非功利領域（非市場領域）并存的社會。在功利領域，社會應當允許人們以討價還價、等價交換等方式追求自身利益，實現相互合作。但在社會的非功利領域，則應當奉行非功利的準則，親情、友情、愛情等仍然應當保持其純真性。
用人文的“摸不著的腦”導引市場“看不見的手”
記者：探索未來重建價值觀之路，就不能不張揚人文精神對市場經濟社會的能動作用。前面談的話題層面主要是市場機制對價值觀的正面作用以及功能局限，我覺得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人文精神對社會存在的反作用也是很大的。我們經常講市場不是萬能的，離不開國家宏觀調控。其實，人文精神超越性的社會功能，也能對市場經濟起到塑型、糾偏、修復、導引作用，引導國人追求入乎市場之中、出乎市場之上的非功利的生活意義。
陳立旭：確實是這樣。只有人才把怎樣活著看得比活著本身更緊要，只有人才頑固地追問生存意義。這正是人文精神的精髓，也是人區別于動物的一大標志。與市場目標相比，人文精神致力于滋養人的完整性、豐盈度，向人們展現真善美的理想王國，啟迪人們追求人類普遍利益以及超越性的價值。
如果說人類文化精神最高價值取向是真善美，那么并不能奢望市場也關注這些目標、價值，更不能奢望市場機制運作能自發地幫助人類達到這些目標、價值。比如在倫理道德方面，市場經濟主體逐利動機可以生發出一種利己利人的互利道德規范，但市場經濟的自發運作生發不出利他主義這種善行。利己利人的市場道德規范側重于對經濟人自利理性的作惡傾向加以外在的鉗制而缺乏人性的內在的潤澤。人們一味任物欲膨脹和功利驅使，就會弱化乃至喪失認識和追求事物真善美的興趣和能力，墮入有感官而無心靈、有物欲而無肝腸的失衡狀態。
記者：如何謀求人文最高價值取向與市場最高價值取向之間的平衡？有人提出，人文精神的批判性和否定性功能的發揮，就表現在對市場經濟的全面拒斥和拋棄，而在市場經濟秩序之外，再設計一個經濟社會秩序。
陳立旭：這種救世主式的妄想是不現實的。既然我們已經確定市場經濟是現階段實現社會資源最佳配置的體制，我們對真善美的張揚就不可能離開市場經濟培育的自主、互利、公平、守信等某些基本精神價值而另起爐灶，而是在此前提和基礎上再提升和再引導。比如，人文價值體系建設中，對利他主義的弘揚并不是奠基在對利己利他道德規范的否定上，而是把它作為人的道德境界進一步升華的中介環節，因為利己利他相對于損人利己已是道德上的一大進步。利己利他道德更適合于市場交換領域，但在社會的其他諸多非市場領域，奉行利己利他的準則，顯然遠遠不夠，有時甚至是荒唐的。面對落水兒童或公共場合的搶劫案、強奸案，難道可以討價還價，獲得一份報酬和獎賞后才救人于危難嗎？此時更需要的是利他主義的道德精神。
記者：相當一部分中國人的道德堤防久已失修，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這“三德”底線失守，讓人感到道德困境的深度存在。在因腐敗、瀆職落馬的大批官員身上，也能找到官德缺失、行政倫理弱化的根源。最近我們報道了福建羅源縣干部乘坐政府公車撞死撞傷群眾后見死不救、圍觀者袖手旁觀的事件，這種缺失公德的“集體冷漠癥”會擴散成為社會之癌。
陳立旭：市場不是萬能的，市場準則也有及不到、不應及到的地方。正是在這些地方，包括道德高尚在內的真善美的人文價值應煥發出旺盛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