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科學”的呼號
從2006年6月開始，嚴谷良為HRT波法盡快應用于地震預報的實踐奔走呼號。
這位前國家計委副司長，人稱“嚴科學”，曾支持過袁隆平的雜交水稻研究和王選的激光漢字照排研究。
國家發改委調研后認為HRT項目很重要，但根據部門分工，建議應由中國地震局審定是否向科技部申報立項。
“項目在推進過程中遇到一系列難以逾越的體制性、政策性障礙。”嚴谷良告訴本刊記者。
“一是按現有的規定，退休研究員不能主持科研課題，不能申報國家科研項目與經費，使有重大創新能力和成果的科技人員的潛力無從發揮;二是科技經費和探索性成果不能用于臺站建設，體制和管理的分割造成了臺站建設與地震科研、預測工作三脫節;最大的困難還在于認識上的不一致。由于當前地震界主流思想認為在幾年、幾十年內難以解決地震短臨預報問題，因而導致辦事機構在認識上、行動上互相推諉扯皮。”
2006年12月26日，嚴谷良致信吁請國務院領導親自過問推進此事。信中說：“項目無法推進，遇到了一系列難以逾越的體制性政策性障礙，主要是：按現有的規定，退休研究員不能主持科研課題，不能申報國家科研項目和經費，使確有重大創新能力和成果的科技人員的潛力無從發揮。”
12月28日，國務院有關領導批示：“此意見應認真研酌。在攻克地震短臨預報這個世界性科學難題上，我們應該也有基礎和條件有所作為，對有關課題的研究和應用要給予支持。”
半年之后，2007年7月，中國地震局組織了一次“專家咨詢論證會”，沒有請被論證人錢復業、趙玉林出席、答辯。此后，錢復業、趙玉林仍然不能主持課題研究和申請科研經費，川滇地區4個臺站不列入維修計劃。到汶川地震前，只有攀枝花附近的紅格臺，在遭雷擊后還有一半測道在工作。
“5·12”地震發生后，2008年5月29日，國務院有關領導在一份材料上對HRT項目作出批示：“我國是地震多發國家，加強地震預測預報十分重要，我國地震預測預報工作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在一些方面位于世界前列。建議在地震預測預報方面，要進一步解放思想，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說不定這個世界性難題首先由中國人突破。”
2009年10月16日，中國地震局在北京召開專家咨詢會，對“HRT波地震短臨預測觀測系統項目建議書”進行咨詢。專家組一致認為：“地震預測特別是短臨預測是當今世界尚未解決的一個科學難題，應鼓勵探索和研究地震前兆觀測的新技術、新方法。作為一種新的地震監測思路和方法，本項目應予以鼓勵支持。”
2010年3月3日，嚴谷良向本刊記者透露HRT項目的最新情況：“中國地震局報告遲遲拿不上來，發改委明確支持這個項目，但臺站建設還是無法啟動。”
“現在，連原有的四個臺站也因缺乏經費和管理，不能保證正常工作，致使這項重大創新面臨夭折和拖垮的危險，兩位老科學家對此心情十分焦急和無奈。”他說。
唐山大地震心結
2008年5月11日的那一整夜，錢復業、趙玉林夫婦的爭吵，與他們三十多年前的一個心結有關。
1976年，唐山地震前，身為國家地震局分析預報室京津組副組長的錢復業，發現唐山灤縣周邊200公里地電出現大量異常。在地震前半個月，她前往唐山地區落實異常情況。
也因為這一次行程中對馬家溝地電臺的訪問，使錢復業被認為對唐山地震漏報負有一定責任。當時，馬家溝地電臺馬希融向國家地震局專家匯報了地電異常和預報意見，但是沒有取得包括錢復業在內的兩位專家的支持。事后，有人認為錢復業應為此承擔責任。2008年6月，中國地震局蘭州地震研究所研究員郭安寧在《中國唐山大地震》一書中力圖推翻這一觀點，如認為馬希融只有異常，并沒有預報意見等。
唐山震后30多年來，錢復業決心突破地震預報難關。退休后的15年，錢、趙用退休金投入科研，在簡陋的舊公房中的柜子里堆滿了相關資料。
“我們這一代人能看到曙光，這輩子就沒有白干。”錢復業對本刊記者說，“這么一個方法，是一個有前程的方法，這就是我退休之后，還要充當地震預報業余愛好者的原因。我們國家人口眾多，國家需要地震預測。”
他們與大地震擦肩而過
“在地震預報方面，我們要重視老專家的意見，因為地震預報現在還不過關，憑他們長期積累的經驗就可以感覺到，就可以作出一個判斷，就可以看到地震的發展趨勢”
“熊貓事件”
2005年5月8日，在中國地震臺網中心(以下簡稱臺網中心)分析預報中心例行會商會上，中國地震局研究員耿慶國提出要注意以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紅原縣為中心的150公里范圍內，存在發生7級以上大地震的可能。
據耿慶國向本刊記者回憶，當時臺網中心地震預報部一位工作人員打斷了他的話，“耿教授，你報紅原有大地震，那是九寨溝(附近)啊，外國人不來旅游怎么辦？”
耿慶國接著說：“這個地方是藏胞、羌胞的聚居地，是國寶熊貓的家鄉，要注意轉移保護好國寶熊貓。”
這位工作人員笑了，又一次打斷他：“你報地震，談國寶熊貓干什么？”
64歲的耿慶國一時無言，他站起身來，把自己撰寫的報告拍在會議主持人、臺網中心預報部主任張曉東桌上，憤然離場。
原臺網中心首席預報員孫仕宏告訴《瞭望》新聞周刊記者，“‘熊貓事件’后，耿再未參加會議。原來每月舉行的會商會，他多數是參加的。”
今年2月26日，“熊貓事件”的當事人耿慶國告訴《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我是從2005年5月開始，用了整整3年緊盯四川阿壩州的，那里有可能發生7.5級以上地震。我依據的是我本人提出的旱震方法。”
1972年夏，耿慶國在研究孕震過程中的氣象效應時發現：6級以上大地震震中區，震前一至三年半時間往往是旱區。旱區面積隨震級大小而增減。在旱后第三年發震時，震級要比旱后第一年內發震增大半級。
耿慶國解釋道，旱震關系中的“旱”，事實上是指6級以上大地震中期孕育過程中氣象效應的典型表現，是孕震過程中的“地表皮膚病”，“是幾十年不遇甚至上百年不遇的大旱”，這里的“旱”，與農業生產中的“旱”的含義是有區別的。
利用旱震理論，耿慶國在中國地震預報史上曾作出一些比較成功的中期地震預報。1975年海城地震前，1976年松潘、平武地震前，耿慶國依據旱震理論，都曾提出過中期預報意見。
1985年3月9日，國家地震局科技監測司頒發的“國家地震局科技進步獎批準書”上這樣寫道：“國家地震局分析預報中心轉耿慶國同志：你參加的科技項目一九七六年松潘、平武7.2級地震中短期預報經國家地震局學術委員會審定，被批準授予國家地震局科技進步壹等獎。”
1986年9月5日，耿慶國因1975年海城地震預報再獲“國家地震局科技進步壹等獎”。1989年5月，耿慶國所著《中國旱震關系研究》一書，被國家地震局分析預報中心學術委員會授予“1989年度科技進步貳等獎”。
但耿慶國的旱震關系研究也不止一次出現虛報事件。那么，應該如何看待旱震關系研究呢？
中國地震局研究員汪成民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記者采訪時認為，“如果說有百年未遇的大旱，也要區分不同機理的致因。一種是氣候影響，一種是地下構造活動影響，這兩種旱應該事先區別。”
他說，現在的問題在于不能很好地加以區別。這次旱正好是地質活動引起的，預測成功了，那次旱是氣象引起的，預測又錯了。有些地方十年九旱，絕對不可能十年九震，所以旱震理論還要進一步探索研究。
雖然存在不少虛報事件，但地震預報的實踐表明旱震理論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如同海城、唐山震前一樣，這次他又看準了地點”，汪成民說，“耿慶國從2003年開始預測汶川附近有地震。經過數年逐步聚焦到馬爾康、阿壩州，最終的預測算是成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