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面對面交代的任務
“我們向周總理當面請示過，目前很難達到準確預報三要素：地點、時間、震級，怎么辦？總理說，精確的科學預報暫時做不到，你們力所能及地、實事求是地向政府打個招呼不行嗎？”
中國地震局預測咨詢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地震局研究員汪成民，1935年出生于上海，1960年留蘇歸國，一生從事地震前兆與地震預報研究，先后在中國科學院、中央地震辦、國家地震局工作。
1976年唐山大地震前，他是國家地震局負責中國東部震情的京津組組長，是唐山大地震中“青龍奇跡”的重要貢獻者。
1976年7月14日，全國地震群測群防工作經驗交流會在唐山召開。汪成民利用晚間組織了震情座談會，通報了“7月22日到8月5日，唐山、灤縣一帶可能發生5級以上地震，下半年可能有更強地震”的震情通報。
青龍縣科委主管地震工作的王春青趕回縣里，將震情報告給河北省青龍縣縣委書記兼縣長冉廣岐，冉廣岐果斷采取措施。三天后唐山地震，青龍縣47萬人民無一人死亡，創造了中國地震預報史上的“青龍奇跡”。
作為中國第一代地震預報工作者，汪成民退休后堅持地震預報研究，他是國家863“地震預測智能決策”課題的牽頭人。
汶川地震后，73歲的汪成民帶領中國地震局退休老專家進行了較為成功的三次余震預測，并深入四川災區調查震前預報預測信息，收集到預測意見二十多條，寫下《對汶川大震的預測存在兩種尖銳對立的意見》一文。
2010年2月27日，汪成民約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講述了一個老地震工作者對中國地震預報工作的洞見、經歷與反思。
李四光獨排眾議
《瞭望》：如何理性看待中國地震預報的水平？
汪成民：這是一個重要的也是一個必須回答的問題。我認為中國地震學界應該首先客觀、理性地看待中國現在的地震預報水平。
假如最樂觀者給地震預報水平打一百分，最悲觀者是零分，在他們之間畫上一條直線，那么在這條直線上就涵蓋了所有地震學者不同觀點的立足點。
最樂觀的人認為現在地震預報已經過關，不需要再進行多少研究，問題已經基本解決。只要有力地組織實施，地震預報就能實現。如果這一觀點成立，預報失敗就應該實施問責。
最悲觀的人目前不會非常明確地坦露觀點，實際上從內心深處他們非常想說的是：地震預報絕對不是我們當代能做的事，是把共產主義的事情拿到社會主義來做。用新的語言表述：就是要十幾代和幾十代人的努力。那么，目前工作實際上就是打基礎，收集情況，準備條件，現階段不是討論對地震怎么報和報不報的問題。
《瞭望》：以上兩種極端的觀點，即非常樂觀的和非常悲觀的觀點，都是少數派嗎？
汪成民：是的。雖然持以上兩種極端的觀點的人，都是極少數派。但是實際上幾乎每個地震專家對地震預報的水平認識都不完全一致，因此歷史上圍繞地震是否可以預報，怎樣預報一直有爭論。
1969年向周總理匯報的會議，說法跟調子也都不一樣；1970年宣布國家地震局成立的那次會議，也是有爭論的。有時周總理直接問：地震預測這件事能不能做？
這一場爭論里，李四光獨排眾議，這個獨排眾議的會議我沒參加，可李老前前后后發表的意見我是知道的。他認為，地震預報是可行的，不能等到地震預報在科學上完全解決了以后，國家才能開展這項工作。
《瞭望》：1969年渤海地震后，周總理為什么要讓李四光來當中央地震工作小組組長？
汪成民：在這場眾說紛紜的爭論中，周總理的態度是明確、堅決的。他在幾次會議上說過，我把李老請來，當中央地震工作小組組長，就是讓有信心的人來干這件事情，總理還說指揮這么一個大的攻克科學難關的戰役，沒有一個有信心的指揮員怎么能打勝仗？
《瞭望》：中國地震局這個單位的設立，就是要把地震預報作為一個任務來完成嗎？
汪成民：邢臺地震以后，總理明確要求我們，要在你們這一代解決這一難題。后來，他又指出解決這一難題的途徑；號召我們，要像蜜蜂一樣，多到現場去，到群眾中去總結經驗，尋找辦法；應該利用我們現有的知識，盡量使老百姓解除痛苦，為國家分擔地震襲擊帶來的各種問題。
1969年成立中央地震工作小組，后來改成國家地震局，目的除了加速這個科學探索工作，就是把已經學到手的認識趕快應用，力爭在大地震發生前，向當地打一個招呼。
負罪感與失落感
《瞭望》：有些樂觀的人認為地震預報確實是過關了，現在地震預報就是地震局的責任問題。
汪成民：依據這種觀點，預報不出來就是失誤。對地震預報的艱巨性，它的復雜性和目前處于什么樣的階段，我覺得認識得都不是很清楚。
也正是因為這種極端觀點的存在，因此實際就導致這樣一個結果。中國地震局系統，包括很多權威專家的思想，傾向于地震預報目前搞不出來。從各式各樣的文章里，你能看出來，假如問得非常尖銳的話，就說地震預報沒有確切的可靠的等等一大堆定語。
地震預報本身，這個題目有太大的壓力，在壓力的背后，又有很多利益驅動。假如說是像唐山、汶川這樣的地震，能夠報但沒報出來，那本身就是個責任問題，這個事情壓力太大！幾十萬人的生死，這個責任誰來負？
另外一些人，如果他說地震預報是完全可以的話，容易取得一些社會公眾的贊譽。
假如你有一個失誤，你就要承擔非常大的壓力，假如有一個成功，你就有非常大的榮譽。這是非常大的誘惑力，這種情況下有些人說話就有水分了。
我想說明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所謂的某種預報，誰預報了，或者誰漏報了，這些觀點與判斷要非常地慎重，唯一解決問題的辦法，是走司法部門解決中國足球腐敗的辦法，由外界介入，采取調研查證的方式。由當事者自我評說，永遠說不清楚。
《瞭望》：唐山地震是否漏報有過爭論，事實上，地震能不能預報和每次地震能不能報成功，都是有爭論的。
汪成民：地震發生之后，假如一個人沒死，事情好辦一些，死亡那么多人，提起這些地震，有一些人會有很重的一種負罪感，感到自己有罪；另外有些人有很重的失落感，正確意見沒被采納，與立功的機會失之交臂。在沉重的壓力與巨大的憤怒情緒下，很難客觀、公正地去恢復歷史真實面貌。許多失誤者千方百計辯解、推托，不少正確者不斷美化、完善。這兩個極端是中國地震預報工作者無法規避的抉擇與命運。
對大震預測失誤的反思，不是回憶一段什么很普通的歷史，它涉及到幾十萬人的生命，在這種巨大壓力下客觀、公正、公平地談一些事實是很難的。你若想了解真情，唯一的辦法是查證、落實。反復去查資料，尤其當時留下的文字資料，而不是當事者事后追記的回憶錄。
《瞭望》：如果預報成功了，就是一個天大的榮譽。如果有一點失誤，就是一個最大的罪惡，這么大的壓力把所有人都卷進去了？
汪成民：都卷進去了，沒有人逃得脫，包括我本人。
為什么很多年來，我一直不愿談這事，因為它太沉重。唐山地震后，有人寫文章認為震前我本人沒有什么預報，貼大字報、發調查表都是編造的。也有人認為：誰都沒有老汪有水平，他事先有預報，創造了“青龍奇跡”。
青龍事件，不是一個明確的預報，青龍事件就是打招呼，大家最近要注意一下。事前是有情況的，而且恰好就在唐山這個地區，我點到唐山地區了，王春青回到青龍縣報信，又碰到冉廣岐這么一個好領導。
“只能采取‘可操作的實效預報’”
《瞭望》：在汶川地震后，你們一批老專家成功預測了三次強余震？
汪成民：汶川震后不久，科技部在香山舉辦了一次會議，我在會上講到在四川預報了余震。
一位專家詳細問了情況。時間、地點他都承認是對的。我說預報的是7級左右，最后發生的是6級，這位專家說這算什么預報？從能量上來看相差30多倍。
我說，知不知道海城地震怎么報出來的？海城地震，預報是5~6級，發生7.3級，那不是30多倍，而是能量相差300多倍。盡管如此，事先打了招呼，至少救了十萬個人。老百姓與中央領導并沒有苛求我們一定要報多準，而是要我們向黨和政府打招呼，告訴大家最近不太安穩。老百姓非常滿意，政府非常滿意，政府出面直接表彰了遼寧省這樣一支地震隊伍，這在過去是從來沒有過的。
海城地震成為世界上一個非常成功的預報實例。中國地震局系統在海城境內，樹立了好幾座豐碑?？蛇@個成功并不是科學上嚴格的精確的預測，比如沒有精確的時間、震級。
《瞭望》：那么，在這個階段地震預報應該如何進行呢？
汪成民：我認為不能把地震預報的兩個概念混在一起。一個概念是，“科學上的精確預報”，另一個概念是“可操作的實效預報”。
“科學上的精確預報”，是科學家坐在計算機前。預測要求精度高，科學上說得很清楚。但地震沒過關，要長期研究機理。所以專家提出，目前急于求成，拔苗助長，只會適得其反。我就問，什么時候能報地震呢？他們說把所有機理搞清楚了以后，才能報地震。
我說，感冒機理清楚不清楚？感冒本身，假如完全弄清機理，怎么會有非典、甲流？它是一個完全沒有研究透的機理，這個機理是不斷發展變化的。那么，是不是感冒就不治了？非典就不治了？甲流就不治了？
不可能，老百姓要治。就運用現有的經驗與技術，你不能說我現在沒研究透，暫時拒之門外，這跟地震預報的道理完全一樣。
所以要提出第二種地震預報概念，不是科學的精確預報，我把它叫做“可操作的實效預報”。
在目前地震預測研究沒有過關之前，我們只能采取“可操作的實效預報”，我們要取得效果，機理肯定要研究。但最重要的是運用目前的認識去做，有多少經驗做多少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