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污染總體尚未遏制，形勢依然嚴峻

記者：改革開放以來，大多數時間內污染物排放都隨著經濟增長而增長，回顧“十一五”，我國經濟得到快速增長，而污染物排放指標卻不升反降，得到有效控制，這是怎么實現的？您覺得主要經驗有哪些？

周生賢：“十一五”期間，國家將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削減１０％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約束性指標。國務院成立應對氣候變化及節能減排領導小組，發布《節能減排綜合性工作方案》。受國務院委托，原環保總局與各省級人民政府和六家電力集團公司簽訂了減排目標責任書。各省（區、市）都成立了由省政府主要領導掛帥的節能減排領導小組，將減排指標層層分解落實到地市和重點排污企業。國家打出節能減排政策“組合拳”，出臺促進污染減排的產業、財稅、價格等一系列政策，加強責任考核。在應對金融危機的過程中，污染減排工作“目標不變、要求不降、力度不減”，嚴控“兩高一資”行業、低水平重復建設和產能過剩項目盲目擴張，突出抓好重點工程和重點領域污染治理，加強污染減排監管。

“十一五”污染減排任務之所以能提前完成，把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削減明確為約束性指標，推進結構減排、工程減排、管理減排三大措施，建立統計、監測、考核三大體系，充分發揮“政策組合拳”的協同效應，不斷創新環境監管手段，嚴格落實責任等都是十分寶貴的經驗。

記者：既然污染物排放指標明顯下降，為什么仍有許多老百姓反映環境質量改善并不明顯？

周生賢：環境保護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尤其在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大國，人口眾多，生態環境脆弱，發達國家二三百年工業化過程中產生的環境問題，在我國３０多年的快速發展中集中出現，老的污染問題尚未解決，新的環境問題又不斷產生。解決中國的環境問題，需要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必須抓住具有全局影響的污染因子作為重點，集中力量削減污染物排放。

由于歷史遺留問題和累計環境問題的釋放，污染物排放總量和環境質量的變化不完全協同，不少地區仍然可能處于總量持續減排、環境質量不會明顯改觀的“治污相持期”，部分地區甚至事故頻發。同時也由于一些環境安全和環境風險的因子不在總量和質量控制的范疇。因此，“十二五”污染減排將與改善環境質量緊密結合起來，增加主要污染物總量控制種類，增加大氣污染物監測因子，探索建立減排目標著眼環境質量、減排任務立足環境質量、減排考核依據環境質量的責任體系和工作機制。

記者：您說到近年來我國環境污染事件頻發，有觀點認為我國現在已經進入了環境安全事件的高發期。該如何認識我國當前以及今后一段時期的環境形勢？

答：“十一五”期間，我們開展了第一次全國污染源普查、環境宏觀戰略研究和“十一五”環保規劃執行情況中期評估，經研究和分析，當前環境形勢可概括為：局部有所改善，總體尚未遏制，形勢依然嚴峻，壓力繼續加大。

我國的環境污染范圍在擴大，污染程度在加重，污染風險在加劇，污染危害在加大，治理難度在增加。具體表現在城市空氣環境質量退化，東部地區城市細顆粒物污染嚴重，部分地區出現臭氧、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汞等新型大氣污染問題，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地城市灰霾天氣頻率普遍提高。水環境呈現復雜的流域性污染態勢，十大流域的支流中，除珠江支流污染較輕外，其他流域支流很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湖泊富營養化呈迅速增長趨勢。環境基礎設施建設滯后，城市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遠低于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城鎮污水管網建設嚴重滯后，相當數量的城市污水未經處理直接排放；縣城和鄉鎮的污水和垃圾處理設施嚴重滯后。污染減排形勢不容樂觀，資源型產業產品產量過快增長，一些脫硫設施建設工作進展滯后，一些地區和單位出現畏難和松懈情緒，地區進展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