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病”并非不可治理，應盡早由規模擴張向質量提升轉型

廖嘉明住在深圳市羅湖區東門北路，幾乎每天她都能看到深圳市人民醫院門口排隊掛號的焦急的人群。“有的人天不亮就來排隊，一開始不理解，自己看了幾次病就理解了。” 廖嘉明告訴記者，今年7月份她去看牙，前后跑了兩趟才掛上號，前不久去治感冒，掛上號了還等了三個多小時才輪到自己就診。據了解，由于大批外來人員涌入深圳，深圳市的醫療資源嚴重不足。按2008年底深圳市實際管理人口1269萬計算，該市每千人擁有床位數1.66張，低于全國同期3.20張的水平，每千人口執業（助理）醫師1.64人，僅與全國平均水平（1.62人）持平，這兩項指標都排在全國副省級城市的最末位。

北京宣武區香爐營的杜奶奶最近正在為修拉鏈郁悶。原來前幾天杜奶奶夾克上的拉鏈壞了，可找了一圈，附近商場的裁縫都只給自家賣的褲子改褲腳，誰也不接這種小活。 “周圍大商場一個挨一個，怎么就找不見換拉鏈的地方呢？”最后經過鄰居指點，杜奶奶搭了三站公交才找到一個換拉鏈的小商店。“換一條拉鏈要20元錢，這要在老家，街邊的裁縫店只收2元錢。”杜奶奶很郁悶。

相對于其他地區，特大城市的基礎設施條件已經很優越，為什么反倒會出現這么多不方便呢？

張文忠認為，一方面，是因為城市人口的過快增加消化了基礎設施發展的效果，公共交通就是最明顯的例子。據測算，北京市每增加1人，日交通出行量就要增加2.64次，“十一五”期間北京軌道交通運營里程增長了一倍，客運量卻翻了兩番。另一方面，城市基礎設施配置不合理、管理不科學導致利用率不高。比如，北京的汽車保有量低于紐約、東京，但堵車現象卻比它們嚴重得多。“在服務設施方面，大城市也不能只有大超市、大商場，城市是一個多階層群體共同維護的系統，城市規劃應當考慮不同群體的生活需求，尤其要考慮低收入、弱勢群體的生活需求，保障其生活空間和生活條件。”張文忠強調。

廖嘉明、杜奶奶的感受，表明了廣大市民對城市基礎設施便利度和舒適度的迫切要求。這正是宜居城市的重要指標之一。“‘城市病’并非不可治理。隨著城市居民對宜居期望的增高，城市發展應當由規模擴張向質量提升轉型。”羅亞蒙說。

羅亞蒙主張，國家應當控制特大城市規模惡性膨脹。他說，即便按7億人居住在城市、人均100平方米標準估算，城市用地也只需要7萬平方公里。而目前我國城市建設規劃用地和開發區規劃用地已經遠遠超過這個數字，即便不再新增城市建設用地，只要盤活現有土地，優化利用，也能滿足未來城市化的需要。

值得欣慰的是，有關部門已經開始在提升城市化質量方面邁開腳步。11月20日，根據北京市規劃委在“首都第十七屆建筑設計方案匯報展”上的展示，地鐵6號線和10號線將在呼家樓站實現“平層換乘”，CBD核心區一期近10棟高層建筑將采用空中連廊串聯，并共享地下車庫。“希望地鐵的路線和換乘設計能不斷改進，也希望地面堵車現象有所緩解，讓市民出行不再受‘堵’。”在北京打工的湖北姑娘石麗珠長期以來飽受“換乘之苦”,她對此非常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