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已經退休的老干部告訴《法制日報》記者，近年來，陸續有一些在職官員送給他一些所謂的“文墨”，閑來無事翻閱了一下，可以分為如下幾類：

遣興述懷類。個別官員走到哪里都喜歡吟上幾首。日積月累，詩稿盈筐，于是要匯編成冊。可惜這些詩要么有一種“為賦新詩強說愁”式的牽強，要么有一些“關門閉戶掩柴扉”式的哆嗦，要么就是有一堆“夏天熱呀冬天冷，春刮風來秋結霜”之類的廢話；

回首往事類。內容無非是少年時飽受磨難，青年時發憤圖強，到如今功成名就，憶往昔崢嶸歲月，免不了痛定思痛的傷感。看今朝，字里行間，既有舍我其誰式的豪邁，又有“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式的得意；

生活瑣記類。如某人日記今天記的是自己的反省和自責：“喝酒太多，大醉，這樣怎能為老百姓辦事啊？”明天記的是與群眾歡聚的場面：“鄉親們緊緊握著我的手說‘你真是俺們的好領導哇’。”……諸如此類，一本生活爛賬。

文件匯編類。此類書籍匯集的是官員多年的報告、講演稿一類的東西。“這些文章的著作權或許應該屬于官員的秘書，這些書所凝聚的是秘書的汗水，體現的是秘書的水平。”上述老干部說。

“誰都知道，這幾類書一般不會暢銷，因為讀者有限。但一些出版社愿意出，還有一些人專門搞這類書的策劃、約稿，就是因為里面有利可圖。”這位老干部直言不諱，“這些書的成本費是官員自掏還是‘自籌’?‘發行’工作誰做、怎樣做？書籍可觀的稿費如何處理？如果把這些問題弄清楚了，我們可能會看到藏在書后的更多問題。”

正是由于官員出書腐敗誘因太多，許多真正愛好文學的官員都難以為繼。

在湖北省武漢市紀委書記車延高獲得魯迅文學獎后，便遭到廣泛質疑，甚至被稱為“文學媚權”。

對此，車延高公開回應稱：“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的確存在錢權交易、錢利交換的現象和問題。大家對我這種身份與這次獲獎有沒有關系產生質疑，我覺得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對于腐敗問題的仇視和對權錢交易的憎恨。”

“有些官員出書的出發點是好的，主要是想把自己在實踐中的經驗和體會寫成書出版，留給社會一筆寶貴的思想財富。”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李成言說。

“但個別官員出書的目的，確實值得警惕。”李成言認為，個別官員出書的“別有用心”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