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當其沖的就是提高社會地位。

“通過出書，個別官員可以包裝自己，讓別人覺得自己不但是領導干部，而且還是文人雅士，無形之中抬高身價。”李成言說。

此外，撈取政治資本也成為個別官員從出書中獲取的利益。

據李成言介紹，個別官員在書中有意識地寫一些有自傳性質的內容，與自己的政績、業務掛鉤，為自己樹碑立傳、做隱性廣告。

斂財則是眾所周知的利益所在。“通過權力資源將書推銷給所轄機構及個人，然后‘名正言順’地笑納賣書款。”李成言說。

“還有個別官員利用自己的職位，手中的權利來找‘槍手’代寫，寫完之后就與出版社進行以權謀私的交易。而出版社往往認為他是領導，從而提高版稅提高自己的書價，這些情況是一般的作者做不到的。”林喆說，“同時，個別官員又利用手中的職權要求下屬購買他的書，或用公款買下以后再發下去。這些官員之所以能這么做就是因為能‘獨霸一方，大搞一言堂’,當遇到跟他意見不同，不愿意買書的人時，或破口大罵，或采取給下屬‘穿小鞋’的方式進行報復。這種情況存在，是我們制度的問題。”

官員出書應當作為重大事項匯報，就寫作時間、版稅、發行量等問題作出公報式說明，并嚴格審查企業使用官員所出書目的情況

查閱相關資料，記者發現，目前，對于官員出書方面規定得比較少。

據了解，早在2002年9月，湖北省紀委、省監察廳即規定，“領導干部不準違反規定用公款出版個人編著的圖書或舉辦個人的書法、美術、攝影等作品展覽”。

此外，2005年3月，四川省委、省政府也明確劃定領導干部出書的“紅線”，要求“未經組織批準，各級黨政干部不得以個人名義參與出版物的編寫工作，不得在出版物上掛署黨政職務頭銜，不得利用職權和影響在出書中牟取不當利益”。

但目前，在我國還沒有國家層面的法規來規范官員出書。

林喆認為，官員出書也應當作為重大事項匯報，因為這里很可能存在腐敗的空間。

“如果一個官員寫了一本書，就應該如實匯報這本書是不是自己寫的，用了多長時間，版稅是多少，發行量和最后的收入是多少，這些都應該作為收入，進行公報式說明。還有對于企業在使用領導干部所出的書的時候，應該具體審查，紀檢部門對這種行為要嚴格加以審查，以確保是否存在以權謀私，或以出書為借口來達到斂財的目的。”林喆說。

此外，針對封堵個別官員出書可能造成腐敗的問題，國家行政學院政治學教研部教授龔維斌建議：“一是發揮人民群眾、社會團體、新聞媒體對官員出書的監督作用；二是在職領導干部出書至少要經過紀檢監察部門備案，由紀檢監察部門加大對于官員出版經費補貼和稿費的使用情況監督力度；三是對有些在職干部由于單位和部門工作需要，由單位組織力量集體撰寫、以領導個人名義公開發表的文章，妥善處理版權歸屬和稿費歸屬；四是由紀檢監察部門研究出臺政策法規，增強對領導干部出書的監管力度。”(記者杜曉實習生鄭小瓊/法制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