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高速奔跑揚起的灰塵？

在經濟高速增長的過程中，去解決PM2.5的問題，全世界都少有先例。

因經濟高速增長而導致“復合型大氣污染”，在邵敏教授看來，既是我國目前大氣污染的兩個突出特征之一，又是有效控制PM2.5的最大“攔路虎”。

“人們都說PM10是可吸入顆粒物，PM2.5是可吸入肺顆粒物，后者似乎只是比前者小，但防治起來卻復雜得多，因為二者的形成規律并不相同。”邵敏教授告訴記者，PM10主要來自直接的污染源排放，“而研究結果顯示，PM2.5有50%以上來自二次污染物，即污染氣體被氧化后形成的顆粒物。”

他表示，PM2.5作為一種綜合性的污染物，幾乎所有污染物都會在其中有所體現。PM2.5的相當一部分，是氮氧化合物、二氧化硫、揮發性有機物在空氣中發生化學反應轉化生成的。

“這就是為什么PM10的質量濃度，往往到冬季燃煤季節時，才會明顯上去。但PM2.5在夏天，同樣也會形成很高的濃度。”邵敏教授說，“相應地，要控制PM10，只要把這類污染物的排放源控制住就可以。但要控制PM2.5，就需要控制多種污染源，進入一個多污染物聯合控制的階段。”

為何經濟的高速增長令“打擊”PM2.5格外困難？邵敏教授認為，困難首先就在于我國“短時間內集中爆發的多種污染源”，有條件讓PM2.5隨時開花。

“歷史上，歐美發達國家也曾出現過霧霾天氣，比如1952年倫敦的‘煙霧事件’，美國上世紀40年代初開始出現的‘洛杉磯煙霧’等。但是，前者的‘元兇’是工廠和住戶排出的燃煤煙塵，后者的‘元兇’多為汽車尾氣，我們目前的大氣污染，則是發達國家各個污染階段的濃縮體。”

邵敏教授告訴記者，在發達國家，基本上是在解決了煤炭燃燒物的污染問題之后，才出現機動車尾氣問題，然后又出現其他有機污染問題。“這些氣候變化的問題，是一個接一個地發現、解決的。”

“但我國的城市化速度和經濟發展速度實在太快，發達國家100多年的路，我們用差不多二三十年就走完了。因此，污染的問題也在極短時間內集中爆發出來。煤燃燒及其相關的問題還沒有很好地解決、甚至還在有所發展時，就又出現了其他問題。”邵敏教授認為，由此形成的各種污染交織在一起的現象，為PM2.5的大量滋生提供了溫床。

在北京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院長張遠航教授看來，這意味著，要控制PM2.5，不僅要控制單一的污染物，更要對各種污染物之間的“關聯”進行協同控制。這無論在設備、技術還是人力上，對中國都將是一場持久戰。

曾任中國環境監測總站總工程師的魏復盛告訴記者，上世紀90年代美國的PM2.5研究主要從學理角度出發，美國的衛生部門和環保部門極力主張制定PM2.5標準，但產業部門和企業家們都反對，政府也有一些反對的聲音。

因為一旦制定標準，標準確定將PM2.5納入治理范圍，意味著企業和社會都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和代價。環保部門為搜集證據，花了很多錢和精力去進行相關研究。魏復盛說，美國制定PM2.5標準的博弈持續了近20年。

而據吳兌教授介紹，美國和歐洲治理大氣污染花費時間長達50年。“我國不少城市的大氣污染當然遠遠沒有當年倫敦這些城市那么嚴重，但盡管政府治理力度很大，也得需要20至30年才能看到明顯的成效。”吳兌說，我們必須充分認識到大氣環境治理的艱巨性、特殊性和長期性。

目前，我國《環境空氣質量標準》已向全社會第二次公開征求意見。擬將PM2.5納入監測中。預計將于2016年首次在我國施行PM2.5國家限值標準。

“中國推薦采用WHO第一過渡時期目標值，也就是‘超細灰塵’的濃度在75微克/立方米”。吳兌說，眼下全球90%的國家沒有公布PM2.5濃度限值，只有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日本、美國、加拿大等近十個國家頒布了PM2.5限值。“中國納入PM2.5，還不能算遲”。而按世衛組織公布的三個過渡時期目標值階段，通常每跨越一個階段，都得付出至少3-5年艱苦治理。（綜合中國青年報、工人日報、揚子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