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源于一只MP3

廉署竟然成了警方的執法對象，這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實事情的來龍去脈要一直追溯到廉署在2008年處理的一宗案件。

在當年那起案件中，廉署的污點證人張青浩原本準備上庭指證被告人，但由于失去了特赦機會，他臨時反悔了與廉署的約定并拒絕作供。廉署隨即取消了他的污點證人身份，并追加其4條詐騙罪名。

今年6月，張青浩案開審，張的律師就向法庭提交了一份長達6小時的錄音。錄音內容包括張青浩當年和廉署人員的兩次談話，其中涉及的3名廉署人員涉嫌誘導張青浩在法庭上作供，而這種行為恰恰是妨礙司法公正的不法行為。

原來，張青浩當年為求自保，便在與廉署人員談話過程中悄悄使用了一部MP3進行錄音。按照慣例，作為污點證人的張青浩，廉署人員不會在與其談話中對他搜身。最終，這起由一只MP3引發的“案中案”被交由警方處理，于是在確認錄音沒有被做過手腳后，便發生了警員到廉署搜證、抓人的事。

反貪斗爭露尷尬

雖然3名被警方從廉署總部帶走的廉署人員，次日即全部獲準保釋候查，但廉署內部卻對這幾位同僚的命運不樂觀。辦案過程中的紕漏被污點證人偷偷掌握證據并最終“反咬一口”，這在過去是絕不可能的事情。對比今昔，令人感嘆反貪案件的偵破困境日趨嚴峻。

對于這種難言之隱，有廉署執法人員表示，上世紀70年代廉署成立之初，查案時在器材方面掌握著明顯優勢，不可能有污點證人偷錄之事。時至今日，隨著科技的發達，各種電子、數碼產品普及度越來越高，任何市民都可以隨意擁有集拍照、錄音功能于一身的便攜設備。因此，近年來不止是廉署，就連特區政府的入境事務處和警隊自身，都同樣經常遭遇偷拍、錄音，乃至被本來的執法對象“反咬一口”的事件。

另一方面，從廉署成立之初到現在，香港的法律制度也在不斷“與時俱進”。出于保護人權、隱私等目的，日益完善的法律制度對于查案過程透明化的要求也日趨苛刻。“辦案過程完全公開，就等于讓犯罪分子熟悉我們的查案方式。第一次抓他時，我們還有優勢，但第二次、第三次，這種優勢就不存在了。”一名廉署成員感慨道。

一名在廉署工作30年、不久前剛剛退休的廉署前總調查主任說，警方調查刑事案件一般只涉及行賄、受賄或某些經濟類犯罪，在物證少或不足的情況下，人證成為關鍵，所以廉署有時必須對次要犯罪人實施特赦，才能達到將首犯繩之以法的目的。換言之，廉署能否成功起訴首惡，往往全靠污點證人的配合。而按慣例，在案件正式開審前，廉署調查員都會與污點證人會面，幫助證人為上庭作供做好各種準備。因為污點證人不是“疑犯”，調查員不會對其搜身，所以就算對方要偷錄，廉署方面也完全無計可施。

打擊、預防貪污和經濟類犯罪，與查處一般刑事案件有很大不同，由于被調查對象往往具有反偵查經驗，廉署的困境恰恰在于，如果要等到證據充足時才出手，就很可能錯失了良機；但如果在證據不充足的情況下出手，萬一最后不能定罪，辦案程序很可能遭到社會輿論的諸多非議，甚至像張青浩案一樣，廉署自身反成了觸法一方。

如何看待“警廉沖突”

正因為廉署最初的治貪矛頭直指曾經整體貪污成性的香港警隊，所以警隊與廉署間的矛盾久已有之。當這次警察“破天荒”地反過來對廉署進行執法時，不少人習慣性地從“警廉沖突”的角度來分析這一事件。

但是，此一時、彼一時，如今的香港警隊早已不是“碩鼠”橫行的年代，也不是當年集體腐化的“有牌爛仔”。根據國際反貪污非政府組織“透明國際”的評估，2010年香港特區政府的清廉指數為8.4分，是全球最清廉的政府之一。香港警隊也通過多年努力，在市民心中塑造起可與廉署媲美的公正、廉潔形象。

從制度層面看，廉署和警隊之間早已就“相互低調”的調查原則達成共識。所謂“相互低調”，就是說廉署和警隊可以互相調查對方人員的涉嫌不法行為，但是要保持低調，以免在罪證確鑿前就敗壞對方聲譽、破壞對方的社會威信。此外，警隊和廉署還有4個定期聯絡會議，也是雙方在制度層面建立、鞏固互信的有效渠道。

縱觀此次事件，警隊到廉署執法完全依照正常手續辦案，在實施執法前，警隊提前通知了廉署高層，也并未對媒體大肆張揚。因此，特區政府保安局局長李少光表示，警方沒有背離“相互低調”原則。只是由于香港資訊發達，媒體得知消息后立刻廣泛報道，才使這一事件在社會上引起較大反響。

如何理性看待廉署成立36年來頭一遭成為警方執法對象，其實只要回歸到對事件具體情況的思考，就必須承認，事件與所謂的“警廉沖突”并無太大關系。歸根結底在于，廉署一直以來的辦案方法已與香港社會的發展需求產生了矛盾。這種矛盾是情、理、法之間的矛盾，是“追求結果正義”與“追求程序正義”之間的矛盾，是深入、持久推進反腐倡廉工作與更加注重保護人權、隱私之間的矛盾。

這些矛盾與其說是暴露了香港現存的問題，不如說是透露了香港將要解決的問題。有理由相信，通過這一“歷史性”的“被執法”遭遇，廉署將探索如何改進自身的辦案方法，逐漸摸索出更完善、更符合時代要求的反貪戰法。

來源：人民網 編輯：馮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