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強制醫療”到“非自愿”再到“自愿”

2012年4月22日，在成都的中國醫師協會精神科醫師分會（CPA）上，劉協和、謝斌、唐宏宇等人參加了一場關于精神衛生立法的討論。27年過去了，《精神衛生法》還沒有通過，現場的主持打趣說：“在去年，還很樂觀，以為年底就可以出來，可是現在看來，在我有生之年都未必看得到它（《精神衛生法》）的出臺！”

法學界與醫學界的巨大分歧一度被認為不可調和，而從2009年網上流出《精神衛生法》（草案）的征求意見稿，到2011年6月國務院法制辦公開《精神衛生法》征求意見稿，再到2011年10月第一次審議，2012年8月第二次審議、10月第三次審議，每一個版本對于“非自愿治療”的更改都格外牽動人心。

2009年的版本還有“強制醫療”的字樣，但到2011年就變為“非自愿住院治療”，而進入審議，“非自愿”字樣也消失了，這被認為是在淡化“非自愿住院治療”引起的爭議。

解志勇在2010年中參與到國務院法制辦關于《精神衛生法》（草案）的意見討論中，他當時受邀對草案提出書面修改意見，“我們爭論的焦點是關于精神病診斷、收治和出院的過程中對人身自由的限制，以及對人是否患病的界定”。他認為，盡力避免強制收治問題非常重要，“比如‘自愿原則’目前是限于監護人和疑似精神病患者之間，就排除了一些無關部門或機關的惡意收治問題。”

2011年在征求意見稿中，曾經將有“擾亂公共秩序危險”作為“非自愿住院治療”的條件之一，隨即引發輿論爭議，由于“擾亂公共秩序”包含罪名過多，被認為可能使精神病成為維穩工具，最終在審議稿中被刪掉。

總是一個進步

最終審議通過的版本，在黃雪濤等人看來，還遠談不上完善。

黃雪濤指出，新法沒能解決監護權過大，以及出現監護權爭議該如何解決。此外，草案中規定患者及其監護人可以查閱、復制病歷資料，但又規定“查閱、復印病歷資料可能對患者治療產生不利影響的除外”，由于“產生不利影響”用語模糊，很可能會對患者的權益造成影響。

解志勇認為，新法的某些部分仍舊不夠明確，比如“自愿原則上也沒有完全明確，自愿是怎么體現的？什么情況下由監護人替本人決定？這都是比較模糊的”，另外，“精神衛生法里沒有明確指出精神衛生的治療、康復和預防在財政資金上應該由誰來承擔責任，我覺得這應該與政府對待公共衛生的態度一樣，由中央和地方財政共同承擔預防和治療。不然，精神病院永遠缺乏動力，很容易產生‘不該收治的人被收治’這類問題”。

“精神病是社會公共問題，政府在其中不僅僅是管理義務，經濟責任同樣重要。”解志勇說。按照衛生部的流行病學統計，中國各類精神障礙患者高達1億多人。其中，僅精神分裂癥、分裂情感性精神障礙、偏執性精神病和躁郁癥等重癥精神障礙患者就有1600萬人。

但無論是醫學界還是法律界人士，他們都普遍認為，這部《精神衛生法》得以出臺，并且確立“自愿住院原則”本身就已經是最大的進步。

唐宏宇表示：“之前臨床上很多醫生確實不清楚哪些情況需要住院，哪些情況是可以不住院的，不知道那個標準在哪里。所以很多情況醫生靠個人的經驗判斷，醫生提出建議，決定權在病人和家屬身上。現在，法律明文規定什么樣的情況才需要住院，今后醫生也知道自己該怎么樣做了，對規范精神衛生服務是非常有幫助的。”

黃雪濤給新出臺的《精神衛生法》打了“70分”，并相信國家對精神病殘障人士權利的保護，有誠意去改變。

不過，她坦言現實狀況不甚理想。“法律所確立的各項原則，如能認真執行，對中國精神科醫療界來說，已經是一個有難度的轉型要求。法律雖然有這樣那樣的不足，但是有這個法律，替代現存更落后的零散規則，總是一個進步。”黃雪濤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