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十年后，父親已不在人世，擔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習仲勛同志撰文回顧那段歷史時說：“那時我任關中特委書記，還是一個青年，對賀龍這位‘兩把菜刀鬧革命’的民軍領袖、南昌起義軍總指揮、赫赫有名的紅軍統帥仰慕已久。我同他會面是在紅二方面軍總部，關向應、甘泗淇等同志當時也在那里。我們一見如故，十分親切。賀總那堂堂的儀表、瀟灑的氣度、如火的豪情和爽朗詼諧的音容笑貌，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從那時起，我幾度在賀總的領導下工作，有段時間曾隨他之后共負一個方面和地區的領導之責。長期的相處，賀總的優良品德和作風使我深受教育，值得大家學習。”
習仲勛上述有段時間同我父親賀龍“共負一個方面和地區的領導之責”，是指1947年7月到1949年10月我父親離開西北揮兵進軍大西南那段日子。在這之前，他用了12年，從陜北的一個群眾領袖成長為黨和軍隊領袖集團的一員。抗戰勝利后，國民黨胡宗南部隊進攻陜北，他擔任由彭德懷任司令員的西北野戰兵團政委，協助比自己年長15歲的彭總連續取得了青化砭、羊馬河和蟠龍鎮三戰三捷。至此，扭轉了整個西北的戰局，開始轉入內線反攻。1947年7月21日至23日，鑒于戰爭形勢突飛猛進，中共中央在靖邊縣小河村召開擴大會議，決定將我父親賀龍統帥的晉綏軍區重新并入陜甘寧晉綏聯防軍，由我父親任聯防軍司令員，習仲勛任政治委員。中央做此決定，說穿了，是此后由彭德懷在前線管打仗，由我父親賀龍統管后方，這樣前方與后方便達成縱深一體化了。前提是，我父親必須把他從湘鄂西帶來的部隊交給彭德懷指揮，由戰場指揮官改為糧草官；習仲勛也要撤出戰場，回到后方與我父親同甘共苦。但在黨的決議面前，我父親和習仲勛都毫無怨言，毅然赴命，兩個人就這樣走到了一起。
在以后的三年頭兩年多時間里，我父親和習仲勛風雨兼程，宵衣旰食，殫精竭慮，反復在黃河兩岸奔波。從邊區向四周蔓延的戰爭，就像一棵大樹，把無數條根須伸向后方：抬擔架，救傷員，修筑工事，籌措糧草，運輸各種軍需物資，肅清奸細，動員參軍，接受和改造俘虜……哪方面都不能耽誤。前線和中央機關向后方要人，要糧食，要子彈，一個命令下來，第二天頂多第三天就要送到。但是，在極短的時間里，我父親和習仲勛運用駕輕就熟的指揮藝術，迅速組織了兩萬名游擊隊和十萬民兵，像天羅地網般撒在陜北的溝溝岔岔，山山峁峁，斷敵交通，拔敵據點，伏敵車隊，奪敵給養，緝查敵特，有力配合主力部隊作戰；邊區遭受連年大旱，農業歉收，財政經濟困難，動員群眾發展生產也不能延誤，可青壯年都上前線了，勞動力奇缺，那就精兵簡政，緊縮開支，把從機關和學校擠出來的人員全部調來種地。特別是為前方籌集糧草，輸送軍事物資，雷打不動，是沒有任何價錢可講的。當時西北野戰軍共有兵力約六萬人，中共中央和陜甘寧邊區各機關、部隊、學校及游擊隊約兩萬人，每月需要糧食一萬六千多石，一粒都不能少。父親和習仲勛每天睜開眼睛，第一件事，就是征糧、催糧、運糧。
寒冬來了，父親和習仲勛開始把精力投向歷史上著名的土改糾偏。因為新年就將到來，解放區在不斷擴大，而土地是群眾的命根子、戰爭的命脈，如果不解決土地問題，不僅來年的春種秋收將受到影響，而且任由“左”的風潮蔓向全國，勢必讓后方大亂，斷送前方官兵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成果。正好習仲勛在陜北土生土長，又最早在這里領導革命，熟悉這片土地上發生的一切，早在中央小河會議期間，他就注意到了邊區土改中出現的損害中農和民族工商業者利益、亂斗亂打的錯誤做法，指出此種偏向必須糾正。
1947年12月下旬，我父親和習仲勛一起去米脂縣楊家溝出席中共中央擴大會議，聽取毛澤東作《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報告。會議期間，習仲勛應約到毛澤東在扶風寨的住處，向毛澤東匯報陜甘寧晉綏邊區的戰爭、生產和群眾生活情況，特別提醒不能讓土改過火的傾向發展下去，引起了毛澤東的關注。會議結束時，新的一年已到來，習仲勛和我父親兵分兩路，我父親回聯防軍司令部主持工作，習仲勛率領工作組直接插到綏德、米脂傳達中央十二月會議精神，檢查和指導土地改革，從綏德地委開始著手糾偏。1月4日，在楊家溝中央會議結束后的第七天，即致信西北局并轉黨中央，匯報綏德各縣在土改工作中出現的問題，對土地改革應該沿著什么方向前進，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見。毛澤東看到這封信，立刻給我父親和習仲勛及西北局發來電報，表示“完全同意仲勛同志所提各項意見。望照這些意見密切指導各分區及各縣的土改工作，務使邊區土改工作循正軌進行”。1月5日，習仲勛從綏德地委前往子洲縣檢查工作，連續三天，沒日沒夜地找各級干部和群眾談話，了解土地改革的進展和存在的問題。
他在子洲縣整整待了九天，這是扎扎實實搞調查研究的九天。九天下來，看到“左”的偏向造成的禍害，血淚斑斑，觸目驚心。1月19日，習仲勛奮筆疾書，再次致電黨中央和毛澤東，指出土改糾偏工作刻不容緩。電報列舉了九個方面的問題，希望引起中央重視。在寫這份報告時，他的心里非常痛苦。因為他在大革命時期就在這片土地上從事農民運動，建立革命政權，該打的土豪打過了，該分的田地和浮財分過了。抗戰八年，黨中央駐扎在延安，中央機關和數萬部隊的吃喝，都離不開群眾的省吃儉用，有錢出錢，有力出力。解放戰爭開始了，戰斗部隊人數越來越多，仗越打越大，群眾對戰爭的支援，無不傾其所有。不久前他到綏德、米脂一帶征糧，親眼看到老百姓寧愿吃糠咽菜，也要把節省下來的糧食送給部隊，有的還把未完全成熟的高粱、豇豆提前收回來，連夜炒干充當軍糧。但邊區一些地方的土改卻不分青紅皂白，搞“查三代”，“村村點火，戶戶冒煙”，把許多勤儉持家的勞動者打成地主富農，如此折騰下去，這怎么得了？像富平縣莊里鎮著名愛國將領胡景翼的后人，紅二方面軍進駐鎮子后，不僅拿出了家里的錢財，而且動員全鎮的人，一次就為部隊籌糧數萬斤。現在要“查三代”，把這些人捆起來，當成斗爭對象，哪有這樣的道理？因此，在電報末尾，他悲傷地寫道：“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到半月，就可把一切破壞得精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