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以直言召人”，革除文風之弊，其宗旨不僅是要選拔治國安邦的杰出人才，而且是要糾正浮夸、浮華的時風，推行直言務實的作風。

靡曼浮夸，無益治世，是文章的流風之弊。文風革新后，言之有物，經世致用，成為有宋一代的文壇風氣。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宋仁宗的文風革新與文德之治，對我們當前的轉作風、改文風也不無啟迪。

近日讀到楊慶存著《宋代散文研究（修訂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版），我從該書獲得的眾多啟益中，特別感興趣的是作者在厘定宋代散文的歷史成就、解析其淵源的時候，揭示了宋仁宗的“文德之治”對宋代文風革新的“不可低估的導向作用”。

宋代營造了中國散文史的巔峰時期，散文創作卓有成就的唐宋八大家，宋代占六位。然而，更令人訝異稱絕的是，宋代的六位散文大家，均是宋仁宗趙禎在位時期通過科舉進入仕途，并脫穎于文壇的。宋代綿延319年，北宋、南宋共歷18位皇帝，為何散文之興，獨出仁宗治下？

靡曼之文，無益治道

宋代散文的發展，是接續唐代韓愈、柳宗元倡導的“古文運動”而來。唐代科舉以詩賦取士，其導向作用不僅使文章“經世致用”被邊緣化，而且放縱了六朝以來由詩而文的雕琢矯飾風氣。“古文運動”的要義，就是反對六朝以來的以排偶為主、華麗空洞的駢體時文，主張恢復以散行單句為主、自然實用的散體古文，而其宗旨是提高文章的傳達能力和教化作用——“文以明道”。然而，因為與科舉取士的導向相悖，韓、柳追求平易實用文風的主張自然得不到朝野普遍共鳴，而且就他們自己的文章可見，所欲明傳之“道”，也流于“空泛而不實”。

建宋以后，宋太祖趙匡胤立下“以文治國”的國策，崇文抑武，而宋仁宗將之發揚光大，締造了使宋代中興的“文德之治”。出身一介武夫的太祖尚文治，但不知時文之弊，故所倡導不過沿襲舊制，科舉仍以詩賦取士；仁宗為太祖孫、宋室第四位皇帝，文教滋養，更加其勤勉慧識，深知時弊所在，因此對革除文風之弊有明確的導向。

天圣七年，年僅19歲、尚未親政的宋仁宗即下詔書說：“朕試天下之士，以言觀其趨向，而比來流風之弊，至于附會小說，磔裂前言，競為浮夸，靡曼之文，無益治道，非所以望于諸生也。” 他親政的第二年，再下詔說：“進士所習詩賦多浮華，而學古者或不得以自進。宜令有司兼以策論。”仁宗身為國君，不僅清楚時文“磔裂前言，競為浮夸”的流風之弊，而且找到了切斷流弊之源的途徑：改科舉以詩賦取士為以策論取士。因此，以科舉取士為導向，求文章的經世致用成為有宋一代的文壇風氣。

宋仁宗的文德之治，并非孤掌自鳴，而是擁有一批卓越的文人士大夫的支持。慶歷四年，范仲淹等文臣上疏，諫言“取士當求其實用，人盡其才”，主張科舉“以策論為先、詩賦其次”。仁宗即下詔說：“士有純明茂材之美，而無文學作成之法，其飭身立節者使與不肖之人雜而并進，則無文徳敏行之才可以見焉。此取士之甚弊，而學者自以為患。”仁宗講得很清楚，科舉取士不是鼓勵尋章摘句、因循格套的平庸之輩，而是要給豪俊奇偉之士以發揮其純明茂材之美的空間，不能選拔才俊德優之士，就是科舉的大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