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新標桿———簡政放權

8月16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宣布，擬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關于授權國務院在試驗區內暫停實施有關法律規定的決定草案，明確提出“轉變政府職能，探索負面清單管理”，并把這段表述放在首位。

顯而易見，國務院并不打算給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送禮”，而更傾向于“松綁”。暫停實施外資、中外合資、中外合作企業設立及變更審批等有關法律規定，就是最重要的“松綁”手段之一。

中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諸建芳指出，所謂“負面清單管理”是指，針對與外商投資相關的管理措施，均以清單方式列明。簡言之，“正面清單管理”是規定企業“只能做什么”，而“負面清單管理”是僅限定企業“不能做什么”，并以“清單”方式進行列示，法無禁止即可為，體現了“放權”的改革思路。

從現實情況看，對企業管制過多，大大限制了其經營活力。國內一家造船公司高層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由于造船市場需求萎靡，公司遭遇客戶“棄船”。“原計劃設立一家融資租賃子公司，把這些棄船租出去。沒有想到的是，總經理出馬跑了半年都沒辦下來。后來我們改變思路，轉到香港去注冊，結果半天功夫就搞定了。”

王新奎表示，上海建設自貿試驗區，改革的重要方向是終結審批制，逐步建立“以準入后監督為主，準入前負面清單方式許可管理為輔”的投資準入管理體制。“現行投資審批制度帶來了資源錯配、宏觀調控邊際效率下滑和腐敗頻發等一系列問題，已成為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的‘攔路虎’。”

“我國現有的投資管理體制，對于外資要進行審批和備案，但是在國外通常都是對外資實施準入前和準入后的國民待遇，程序非常簡單。上海建設自貿試驗區就是以開放倒逼改革，按照國際規范，觸動體制改革中最難改的審批制度‘硬骨頭’。”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國際合作室主任張建平說。

對于人均G D P已超過1 .3萬美元、服務業占G D P比重超過60%、正在深度推進“四個中心”建設的上海而言，改革也早已從外在推動變成內生需求。

“把改革開放在第一位，把制度創新放在第一位，這是上海自貿試驗區的核心內涵。”張幼文說，在對外開放上，就是要進一步思考，政府如何管理市場、服務市場、推動投資貿易便利化；在政府職能轉變上，就是要探索如何厘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如何提高政府服務的透明度、便捷性等。這不僅是上海自貿試驗區需要解決的問題，也是我國經濟發展轉型升級避不開的問題。

上海自貿試驗區正在變成一場新的制度改革的起點。通過帶動金融、稅收、貿易、政府管理等一系列政策變革，上海自貿試驗區的建設可能為全國性的改革破局帶來巨大的示范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