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國有資本因其資源配置效率不高而受詬病，不少學者指出，由于既得利益羈絆，國企改革不到位成為近年來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遲緩的主要原因之一。

“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企業應該意識到，去行政化意味著政治經濟學的縮小和效益經濟學增加。從這個層面上來說，甩掉包袱反而能夠促進國有企業更好、更高效發展，從而與民企實現共贏。”曹和平認為，在此領域，三中全會或將有“大動作”。

同樣被寄望出現“大動作”的還有財稅體制改革。伴隨著“營改增”的全面鋪開，中央與地方政府事權和財權的重新劃分迫在眉睫。

“中國現有財政體制確實面臨大調整，稅制方面也將有大的改革和完善。”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蘇明向中新社記者透露，“在事權方面，中央政府將在諸如環保生態等領域承擔起更多的責任。而營改增造成的地方稅收減少，也使中央地方收入分配提上日程。”

蘇明估計，三中全會將集中討論建立新的地方稅體系，在繼續實施結構性減稅的同時，探索建立資源稅、環境稅等新稅種。而對于房產稅改革，蘇明稱，這是“大勢所趨”。

“財稅改革的最大障礙在于中央和地方的博弈及路徑依賴。”蘇明坦言，這便需要改變傳統思維，擺脫路徑依賴，在科學設計的基礎上穩步推進。

相較于上述關鍵領域改革，金融改革也因其阻力較小，前期效果較好而被輿論所看好。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院長趙錫軍認為，三中全會或將在深化金融市場對內對外雙重開放方面大筆著墨。具體而言，對內降低金融行業準入門檻，加強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推進利率市場化；對外逐步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以及增強人民幣匯率的彈性。（記者 石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