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會對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導思想、總體目標、改革方向、改革重點、實施機制和相應舉措進行了綱領性的闡述。這些綱領性的闡述不僅體現了黨在新的歷史起點進行全面改革的決心和信心，同時也通過新的改革思路和新的改革體系表明了本次全面改革方案將在新的戰略機遇期取得全面的勝利。其中，“決議”在重構政府與市場關系中所提出的系統性新思路和新舉措是這些新改革思路與改革體系的核心。

一、“決議”順應了新歷史時期的要求，跳出了傳統的“就市場改市場、就政府改政府”的改革觀，通過全面改革與系統改革來深化市場經濟體制，來重構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近10年，特別是16大以來，我們雖然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完善和改革已經取得一定的成績。但我們看到，很多改革由于其零碎化、單一化，不具有系統性、全面性，難以觸及體制性的根本問題，難以收到應有的效果，使改革流于形式，使我們難以從根本上克服傳統利益格局和增長方式帶來的各種困境，無法使中國經濟成功轉軌，走向“健康、包容、綠色、可持續的”發展軌道之中。傳統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改革觀不僅沒有解決局部領域存在的各種問題，反而導致了大量新的問題，體制性扭曲和系統性風險在經濟下滑中大幅度上揚。

事實上，中國近年來出現的房地產價格持續攀升、流動性持續泛濫、產能過剩進一步擴大、地方債務加速累計以及金融風險全面上揚等問題已經表明中國市場經濟體系已經步入到“大破大立”的時點，簡單依靠傳統的“就金融改金融，就貨幣調貨幣、就房地產調房地產”改革調整思路不僅不能化解上述各類深層次系統性問題，反而會使中國面臨更嚴重的問題，零敲碎打不能解決系統性和深層次問題。因此，新的歷史試點已經證明，中國必須采取全面改革和根本性改革才能破解上述各種經濟運行中凸顯的各種問題。

三中全會最大的創新就在于提出了全面改革觀，指出新的歷史起點必須進行全面深化改革，“必須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必須立足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實際，堅持發展仍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這個重大戰略判斷，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牽引作用”，來展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等領域的改革。

同時，公報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因此，要重構新型的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也將在一個全面改革、整體推進的框架中進行。跳出經濟，從政治、文化、社會、生態以及黨建等多角度展開，這將從根本上解決市場經濟體系面臨的各種深層次的障礙和問題。

二、構建政府與市場的新型關系不是通過簡單的削弱政府來強化市場，而是通過改革政府，重樹政府的職能和邊界，建立法治型政府和服務性政府來擴展市場的邊界、打破市場的障礙、激發市場的活力。

過去35年，政府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起到最為核心的作用。政府主導改革、政府駕馭市場、政府發展經濟，政府成為各類建設的發動機成為了過去中國模式的組成部分。但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在建設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進程中逐步從“建設者”轉變為“干預者”、“擾亂者”甚至“破壞者”。政府在市場經濟運行中的“缺位”、“錯位”、“越位”等現象屢有發生。因此，很多學者從原教旨自由主義的角度出發得出了要構建“大市場”就必須打造“小政府”，市場的深化必須依賴于政府力量的弱化等結論。

三中全會對于重構政府與市場的新思路明確反對上述原教旨自由主義的觀點，決議一方面指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另一方面指出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政府的力量不是進行簡單的弱化，更不是建立斯密意義上的“小政府”或“守夜人”，而是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框架中，“轉變政府職能，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創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強政府公信力和執行力，建設法治政府和服務政府。要健全宏觀調控體系，全面準確履行政府職能，優化政府組織結構，提高科學管理水平”。

這些觀點說明，政府的改革是構建新型政府與市場關系的關鍵，但這些改革的核心在于將過去“管制型政府”、“投資型政府”裝變為“治理型政府”、要將“政府駕馭市場”轉變為“政府服務市場”，要將政府直接參與市場資源的配置轉變為“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要從相機決策型政府、約束較小的權力型政府到法治型政府。

三、不是通過私有化來促進市場化，也不是通過局部市場化改革來推行，而在強調國有經濟改革的基礎上，拓展非公經濟的發展空間和發展的活力。

近10年來，國有經濟取得了快速發展，這引發了很多自由主義學者的批判，認為中國市場經濟發展受阻的核心原因就在于“國進民退”，在于國有企業的快速發展全面擠壓了非公經濟發展的空間，因此，中國要進行全面的市場化就必須全面的私有化，就必須大幅度削弱國有經濟的力量。

“決議”提出的方法完全否定了上述自由主義的觀點和市場化的建議。它指出，“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基礎”。因此，國有經濟的問題不是“國退民進”的問題，也不是全面私有化的問題，而是在管理體系、治理模式上改革的問題。而非公經濟的發展空間和活力來源于打破行政性壟斷，在于完善產權保護制度，在于破除行業與市場壁壘，也更在于讓國有經濟與非國有經濟在平等、自由的環境中進行充分競爭。

四是要通過建立強力實施機制，通過整體推進與重點突破相結合、頂層設計與摸著石頭過河相結合的方法，全面清除深化市場化改革的各種障礙。

深化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過去10多年來一直在進行，但很多改革措施收效甚微。其原因很多，但沒有利益超然的改革主體，沒有真正的大改革；改革推行者力量不強，政令不通；利益固化導致反改革的勢力與利益集團太強大是眾多原因中的關鍵。本次全面改革，吸取了以往的教訓，不僅改變以往局部推行、分步實施的模式，更為重要的是從黨中央的層面成立了“深化改革領導小組”這個強力實施機構。只有這個小組才能超然于各級政府和各個部門的利益，進行全局性的總體設計，只有這個小組才能利用中央的權威全面清除各種傳統利益的阻礙，整體推進改革，才能主導政府職能轉變的各項改革，才能破除各種利益集團和傳統勢力的阻礙。（劉元春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