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教育部門反映違規(guī)情況，卻沒有下文

“減負的規(guī)定在我們這就是一紙空文。”目前肖強的班里只有一個同學沒有補課，其他同學都恢復原來的作息時間了。

據(jù)了解，校長曾在全校大會上說：“從武清楊村一中，到山里的薊縣一中，甚至說到外省市，那里學生苦學、老師苦教，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休息，減負不能減質，你們本來基礎就差，再不補課，能考得過城里的孩子嗎？”

這些話，肖強和他的同學們有點兒聽不進去。“我們不是厭學的學生。”肖強指著身邊的一個矮個子男生說，他的成績在班級名列前茅，還是班干部，只是想自己規(guī)劃課余時間，好好復習薄弱的科目。整天被老師壓著跑，有點透不過氣來。

“眼睛越來越差，頸椎時不時生疼，常常想發(fā)脾氣，我覺得要是有時間能打打球，學習效率會高得多。”矮個子男生接過肖強的話說。

肖強的成績也不錯，能排進班級前十名，但他受不了補課。“哪一科不行，哪個知識點還薄弱，自己最清楚。可現(xiàn)在自習的時間都被占用了，效率反而降了下來。”肖強表示，連自習課老師也要講題，作業(yè)根本寫不完。受訪學生告訴記者，迫不得已，經常會有幾個關系不錯的同學湊在一起，每人“包干”某一學科的作業(yè)，做完后再互相“交流”答案。

不少家長則擔心學生回家路上的安全。像黃花店高中這樣的郊區(qū)中學，學生居住分散，上下學路途普遍較遠。記者開車，載著肖強體驗了一把他的回家路，汽車沿著人車混行、路況復雜的鄉(xiāng)村公路開了近半個小時，才把他送到家。“晚上有時搭同學的電動車，有時坐黑車，到家最快也要半個小時。”這種情形在留校上晚自習的走讀生中很普遍。

據(jù)了解，肖強和幾位同學曾給天津市教委和武清區(qū)教育局打電話，反映學校違令補課的情況。對方答復：“我們了解一下再處理。”就沒有了下文。記者以學生家屬的身份將此情況反映給武清區(qū)教育局，工作人員甚至沒有詳細詢問具體情況，就給出了同樣的答復：我們將調查后處理。

“高考指揮棒不改，減負永遠只是一陣風”

減負從來不是什么新鮮事兒。盡管之前下過不少文件，出臺過不少措施，但學生課業(yè)負擔過重問題依然難以根治。針對天津出臺的減負令，教輔市場和學校都迅速做出了令人無奈的“回應”。

“就算學校不上課，出了校門還得補課。”一位學生家長說，他已經給孩子報了一對一輔導班補習理綜全科，每節(jié)課兩小時收費兩三百元，到現(xiàn)在已經花費兩萬多元。

記者從數(shù)家校外教育機構了解到，此次減負新規(guī)出臺后，初三、高三畢業(yè)班學生的報名量顯著提升。“不讓公立學校的老師帶家教，那我們就請名牌大學的學生代課。”某家教育機構的工作人員說。

天津某重點中學的一位高三班主任告訴記者，“如果高考這根指揮棒不改，減負永遠只是一陣風。”他坦言，在不改變教育評價標準的前提下單純強調減負，是治標不治本。“評價學生、老師、校長，乃至學校，目前最通行的標準不還是成績和升學率嗎？”

在他看來，過度強調減負甚至可能造成新的不公平。“這些孩子仍舊要面臨中考、高考的壓力。如果學校不補課，家長只能花高價請家教，會對家庭條件不好的孩子造成不公。”這位老師任教的高中是一所重點中學，“學生都是層層選拔出來的，底子好、自覺性強，師資力量、教學硬件更是無可挑剔，一天6節(jié)課的‘散養(yǎng)’教學，高考也能考上個一本院校，根本不存在課業(yè)負擔重的問題。可是對于大多數(shù)就讀于普通中學的孩子，除了學生苦學、老師苦教，還真找不出其他的辦法。如果偏要給這些學生減負，反而可能把他們通過高考改變命運的機會給剝奪了。”

和該所重點中學不同，黃花店高中每年400多名畢業(yè)生中，能考上一本院校的寥寥無幾，一半左右升入二本院校。不少家長擔心，有的學校減負了，有的學校沒減，自己孩子的成績就被落得更遠了。(記者朱 虹 靳 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