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漢英大詞典》征求意見本扉頁，主編陸谷孫的留言。　（資料）

本報記者　施晨露

“這個會我只用聽，不用發(fā)言。”昨天，復旦版《中華漢英大詞典》（上）研討會在復旦大學舉行，主編、復旦大學外文學院教授陸谷孫說，作為編者，他像是坐上了“被告席”。

編詞典，是陸谷孫打了大半輩子交道的事。“文革”期間被“發(fā)配”去編《新英漢詞典》，1976年起參與《英漢大詞典》籌備和編寫全過程，1986年被任命為主編。“編詞典，完全是偶然，那時不許我教書，只能去編詞典。”陸谷孫說，入了編詞典的門，漸漸發(fā)現(xiàn)其中樂趣，那便是“憑借自己掌握的一點第一手材料，編出了一點新東西”。

《中華漢英大詞典》　的編寫要追溯到1991年，陸谷孫結識香港著名人士安子介。“他跟我講，梁實秋、林語堂編完英漢詞典又去編漢英詞典，你也應該這么做。”上世紀90年代末，《中華漢英大詞典》編寫工作正式啟動。今年初夏，《中華漢英大詞典》（上）可望出版。

當年“108將”最后只余17人

“真希望有人替我做CEO（執(zhí)行長），派任務給我做。上卷的框架已經搭好，估計下卷至少不會比上卷差，這樣就比較安心了。”采訪前，陸先生托編輯轉達“希望盡量簡短些”，但說起詞典編寫，他又有說不完的話。去年此時，因為一場重病，陸先生告別站了50年的講臺。一出院，他又立刻投入《中華漢英大詞典》　校樣的審讀，“但畢竟精力不濟，只有‘撒胡椒’的力氣，不能像編《英漢大詞典》時那樣全部通讀校樣了。”

“在我理想中，只要有10人左右的團隊，既是意志上的強者、業(yè)務上的強者，也是身體上的強者。有定力，或者通俗點叫‘鐵屁股’。另外，要有字典頭腦，又對搜集、分析、整理語料感興趣。”陸谷孫回憶，編寫《英漢大詞典》時，起初雖號稱有“108將”，但也不如大家想象中那般“兵強馬壯”，志不在此者占多數，“文革”結束后陸續(xù)有人離開，最后只余17人。

陸谷孫一直在尋找執(zhí)著的同道。采訪中，他多次提到以執(zhí)行主編趙翠蓮為首的洛陽解放軍外國語學院英語系對《中華漢英大詞典》編寫的貢獻。當年，為留住一位被他認定符合編詞典三條要求的博士生，陸先生主動追去洛陽，為解放軍外國語學院英語系師生講了一周的課，分文未取。“那時我比較年輕，還和那位少將院長喝了不少酒，就為了留住那個學生。”陸先生笑道，雖然學生最終沒留住，但就此與那兒的師生結下緣分，“后來，洛外很多學生叫我‘祖師爺’。”

讓使用者感染編者的樂趣

《中華漢英大詞典》相較其他漢英詞典有何突出之處？冠之以“中華”，詞典的語詞部分主要參考《漢語大詞典》，而不止于《現(xiàn)代漢語詞典》，百科及準百科性的內容來自《辭海》和幾種百科。古詞、新詞都有，前者甚至超過了約四分之一的分量。

在《中華漢英大詞典》中，不僅釋義多、例句多，且音訓、義訓、形訓兼顧，嘗試簡要解剖漢字字形或字源的內容，俗語、熟語的故事背景。“比如‘閉門羹’，傳說中是誰最先烹的‘閉門羹’？‘比翼鳥’是兩只鳥，還是兩體一鳥？用最簡潔的文字講講背后的小故事，給使用者通過語言進入中華文化的一條線索。”陸先生轉頭建議編輯，可以向學中文的外國留學生做一些推介，“不說文化輸出吧。只希望用的人多了，文化自然就‘走出去’了。”

編詞典的創(chuàng)造性在哪兒？陸谷孫說，要在譯出語（即漢語）的“原汁原味”和達到目的語（英語）的“彼岸”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不要太過生硬，也不要走另一個極端，這個平衡點在哪里，多少有編者的一點創(chuàng)造性。”

“語言是很重要的文化載體，我提倡做‘語言玩家’，讓讀者在詞典里看到一些有趣的句子、短語、例證、條目，讓編者享受到的某些樂趣，也能感染到讀者、使用者，那是再好不過的了。”陸谷孫說。

成功就是不在乎成功

“這次最得意的是我收集的33份語料。”在審看《中華漢英大詞典》校樣過程中，陸先生不斷把自己攢下的第一手語料發(fā)給編輯做參考。陸谷孫還很注意時下的流行語，一些語詞流行得快，消亡也快，他主張收詞范圍寬一點，“留下一個歷史階段的語言實況，也有價值”。

陸谷孫參與編寫的第一部詞典是葛傳槼主編的《新英漢詞典》（1975年出版），迄今銷量超過1000萬冊。在陸谷孫看來，這樣的奇跡是“靠在校樣上大動手腳得來的”。“當時是鉛字排版，我還被叫去印刷廠端鉛字盤，因為一改就要動鉛字，勞動量極大。另一方面，讓我不改又不甘心。當時我們確實做到了一些外國字典沒有的創(chuàng)新，最常用的如　‘post-war’（戰(zhàn)后）、‘pre-war’（戰(zhàn)前），所有當時的外國字典里都是形容詞性，編寫人員在看報紙、雜志的過程中，發(fā)現(xiàn)可以當副詞作狀語用，便加了新詞性，這可以算是一點微不足道的創(chuàng)新吧。因為文革，接觸新語料有限，當時就是用一架老式打字機，將自己看到不止五次的新東西、新語料一句一句打出來，像‘走私’一樣帶進詞典。”

當年參與《英漢大詞典》編纂的“108將”，只剩陸谷孫一人還在編詞典。“現(xiàn)在的愿望就是將《中華漢英大詞典》善始善終。”

陸先生在復旦執(zhí)教50年，直到2013年夏天還在為本科生上課。“有一回開講座，有學生遞條子上來，‘請說說成功的秘訣，只許在10個英文字內回答’。我回答，‘secret　of　success is　indifference　to　success’（成功的秘訣就是不在乎成功）。那是實話。誰想到過成功？再說，自己所做的就一定是成功嗎？要說字典中的問題—無論英漢還是漢英，都有成堆的錯誤和缺漏。就一版接一版，逐步修正，精益求精吧。”

這部詞典

有多“大”

—收單字條目逾2萬—復字條目逾30萬—成語逾2萬條—釋義逾50萬項—與《辭海》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第六版《辭海》，收單字17914個，詞條127200余條

查得率是第一要素

本報訊（記者　施晨露）“與學院派不同，我頑固地認為，詞典的第一要素是查得率。查得率是一個很低級的要求，但是符合了最廣大讀者的需求。如果能在待查的10個詞語中找到八九個，讀者與編者雙方都會感到很滿足。”昨天的研討會上，陸谷孫再度闡述了他的詞典觀。

《中華漢英大詞典》體量龐大，并收入了一定量的各地方言、俚語，上海翻譯家協(xié)會理事黃福海用滬語小說《繁花》試驗，每隔10頁頻次查《繁花》中滬語詞的譯法，查得率達83.3%。以《現(xiàn)代漢語詞典》中的成語條目試驗，查得率達100%。但“大”不是《中華漢英大詞典》的唯一追求，陸谷孫說，日后第二版修訂，他想首先便是“瘦身”，讓詞典盡量不要太臃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