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查云良是劉志星至今還懷念的老廠長。他說：“查廠長原來是中印廠的廠長（在蔣嘉陵記憶中，查是中印廠的總調度、技術權威，好像不是廠長），文革看了造反派寫的大字報我們才曉得，他跟楊森（民國重慶最后一任市長）是兄弟伙，關系好。人家給政府印鈔票，當然跟市長有關系。我們原來就曉得人家是大老板，民族資本家，公私合營時啥子都捐獻了，人緣好。他當廠長時，工人出差到上海去學習，當時上海是全國的印刷中心，廠里沒錢了，他就把他的貂皮大衣賣了，給工人出差。他瘦高瘦高的個子，1米78吧，說一口江浙話。”

查云良的家世傳說也是廠史的一部分。“他有兩個老婆，第一個老婆是上海紗廠的老板，后來到香港去了；第二個老婆姓胡，是‘萬金油大王’胡文虎的妹妹。大老婆有一兒一女，小老婆有一個兒子。大兒子跟我差不多大，在二鋼。小兒子在我們廠制版車間當工人，原來住家就在我樓下。”

市文教印刷工業公司還有一個人物的傳說，早年間也一直在二廠的印刷工人之間流傳。“文印公司機關有一個收發員，跟毛主席在爛泥灣（后改名南泥灣）開荒時，抬過一根扁擔。他是啷個到延安去的呢？他本來是一個縫紉工人，紅軍過大巴山的時候，他是給地下黨送情報送信的，情報送得很順利，路過的紅軍看他人又老實，就把他帶到延安去了。”

重慶解放以后，調他去市委，他說我沒文化，不去；調他到文印公司當書記，他說我也當不了，就自己要求去傳達室搞收發。“他對工人很好，工人的書信報紙，直接送到手上。但團委書記的報紙，他不送。書記就問他為什么？他說你自己去拿。書記覺得這個老頭太不像話，正要發脾氣，旁人給他點水：這個老果果，你惹不起喲，別個在爛泥灣跟毛主席抬過一根扁擔。那個書記一下子就沒得脾氣了。”

主席

二廠的印刷工人在聽領袖和革命大老粗被一根扁擔戲劇性地聯系在一起的民間或行業傳說時，很輕松，但印起領袖像時，就不輕松了。劉志星說：“印毛主席像，紙張里面難免有點渣渣，我們叫紙疙瘩，要是沒注意，印進去了，那個年代，就難免要寫小楷（檢查），遭批斗，關幾天。車間主任馬上就遭起了。一般印刷品，是多少張抽查一張，但毛主席像，張張都要檢查”。

平版的膠印比凸版的鉛印更復雜，色彩的深淺靠紙面上的網點大小來體現。蔣嘉陵說：“就要用放大鏡看網點的色彩需不需要調整水墨比例。膠印車間有個陳師傅，平時說話風趣，愛開玩笑，用放大鏡照著別人看，邊看還邊說當時一句流行的言子：‘用革命的照妖鏡看清階級敵人的丑惡面目’。這天，他拿起放大鏡，抽出一張，習慣性地說了一句：‘我拿照妖鏡看一下呢’，就遭起了！他忘記了正印的是毛主席像！”

當時最大張的印刷品，當數法院的罪犯布告，一般的印刷機印不下來。蔣嘉陵說：“我們有大機器，法院就找我們印。法院的布告大，有全開的，相當于兩張人民日報大小，還有雙全開，相當于四張人民日報大小。要槍斃的死刑犯名字上面，打有紅勾勾紅叉叉，法院的大印也是紅的，所以這種布告是紅黑雙色套印。一般是明、后天要開公審大會，公安局就派人來我們廠守著提前印好。”

煙盒

印刷廠和照相館一樣，當時都屬于國家嚴控的特種行業，公安局還專設一個特行科分管，主要是怕“階級敵人”偷拍、偷印和偷寄東西。蔣嘉陵說：“我們印信封，每印一批，還要送100多個樣品給公安局特行科備案。信封發給百貨站賣，信封的批發流向，百貨站也要上報公安局。如果有人用信封寄反動標語或控告信，公安局好根據信封流向，縮小偵破范圍。”

在計劃經濟的票證時代，二廠的產品還有幾乎跟貨幣等價的各種票證。劉志星說：“最早我們印過兩楊公路集資券，后來糧票、肉票、油票、糖票、煙票、代金券，都印過。”二廠最富于民間色彩的印刷品，莫過于給重慶卷煙廠印制的煙盒。蔣嘉陵說：“重煙的藍雁、巨浪、嘉陵江、迎春、金谷，都是我們印的。成都、什邡、綿陽、西昌、利川煙廠的煙盒，我們也印。”

重慶電池廠的火車牌電池商標、萬縣電池廠的玉兔、萬光牌電池商標、造反派“反到底”小報、紅燒肉罐頭商標、合川火柴廠的火花、重慶冰廠的冰糕紙、冠生園、蘭香園的月餅盒、包糖果的蠟紙、年歷、掛歷，花花綠綠，無所不印。劉志星說：“商標紙好看，印刷都有千分之三的報廢率，當時職工住的板板房子，就把印廢的版子拿回家糊墻。農村親戚家里，也送去，墻上貼得花花綠綠的，歡喜得很。”

蔣嘉陵說：“我們印的掛歷俏得很，有個員工到重煙收款，煙廠的人都找他要掛歷，但他只有幾本，只好把報廢的拿去對付。這種廢品的圖案，人像有點重影，好像單眼皮都被印成雙眼皮了，所以煙廠的人，就給它取了個外號，叫‘雙眼皮’”。

重慶晨報記者 馬拉 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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