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中國政府工作報告出爐，李克強這份報告透露的宏觀調控、改革、開放、新型城鎮化、社會治理、區域治理不但在系統性、統籌性上引人關注，而且頗具經濟學意味，要求攀升全球價值鏈高端，體現了在治國理政上的新要求——國家應在治理能力上注重現代化，所謂的現代化，顯然要符合發展規律，符合全球貿易新格局變化下的中國實際。

十八屆三中全會釋放的系列改革開放思路，通過今年工作報告，可以看出一些新思維新動向。在宏觀調控上，要求保持戰略定力，減少短期刺激措施，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這些為全球要素重組和落地的組合拳，對全球投資者而言，無疑是大大的利好。

不過值得關注的是，由習、李提出的“兩帶一路”的開放新思維，除了拓展對外開放新局外，其訴諸絲綢之路的設想不但蘊含豐富的文化含義，也讓中國和而不同、互惠互利的全球治理有了歷史感和文化感，是文化軟實力的體現。由此引爆的區域發展和巨大機會為各地所看重。今年全國兩會，重慶團就建議“重慶應成為絲綢之路經濟帶起點、兩帶”建設樞紐”，希望撥得頭籌。這背后，有什么機遇？李克強的政府工作報告，其實透露了不少玄機。

李克強說，“擴大內需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也是重大的結構調整。要發揮好消費的基礎作用和投資的關鍵作用，打造新的區域經濟支撐帶，從需求方面施策，從供給方面發力，構建擴大內需長效機制”。中西部作為擴大內需的主戰場，作為新型城鎮化“3個1億”的主陣地，要就地轉移1億人，城鎮化的動力充足，而作為全球新一輪產業轉移的核心地帶，產業和人口的集聚都有了，就缺參與全球競爭的政策工具和暢通的進出口市場通道。藉由樞紐和起點的確立，重慶在區域戰略中的戰略優勢由此可見。重慶直轄以后，城市的定位不斷調整，簡而言之，1997年的重慶是“區域的重慶”，“314戰略部署”后，內陸開放高地建設發力，算是“中國的重慶”，如今重慶重新定位“起點和樞紐”，算是“世界的重慶”，要從全球治理的角度看待區域經濟發展和要素重組，這無疑是真正意義上的開放。從2010年開始，中央設立兩江新區，重慶開始系統探索內陸開放，初步形成了內陸開放的政策體系、開放平臺、國際通道、產業盈利模式，重慶的兩大支柱產業筆電、汽車產業已經與全球市場休戚相關，成為全球市場的重要一部分了，這就使得重慶對外部通道的變化異常敏感。尤其是渝新歐國際貿易通道的成功探索，使得重慶比沿海離歐洲更近，重慶儼然成為絲綢之路經濟帶、長江經濟帶的戰略交匯點，成為歐亞大陸崛起的國際物流樞紐，其在習、李新思維和歐亞地緣政治變化中，戰略地位更加凸顯。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伴隨全球化、信息化的發展，高鐵的發展，亞歐大陸內部的經濟聯系更加緊密，亞太地區在全球的戰略地位更加突出，美國為此提出重返亞太的戰略。這些新情況新趨勢，使得中國中西部和中亞地區，實際上不但成為中國擴大內陸市場的戰略腹地，也成為鏈接太平洋地區與歐洲的戰略通道，成為中國向西開放的戰略方向。習近平總書記為此提出了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重大戰略構想，李克強總理為此提出了重新打造長江經濟帶升級版的重大戰略部署。這無疑為重慶乃至中西部的內陸開放指明了方向，具有極端重要的戰略意義。重慶作為鏈接長江黃金水道和渝新歐新絲路的樞紐區域，其在兩江新區區域內布局的果園港、寸灘港、空港、保稅港、鐵路港等國際級的開放平臺，使得重慶完全可以承擔起聯系歐亞大陸國際物流中轉的內陸國際物流樞紐。

這兩大經濟帶的提出和交匯，使得重慶內陸開放的國際通道更加明晰，向西開放為重點的戰略方向更加明晰，內陸開放在國際國內的戰略地位更加凸顯，這是重慶乃至中西部千載難逢的戰略機遇，也是歐亞地緣政治崛起帶來的時代大勢。坐擁兩大經濟帶的交匯點，重慶由此具備作為內陸國際物流樞紐的戰略區位和有利機遇。

兩大經濟帶戰略機遇進一步鞏固了重慶作為新一輪全球產業大轉移焦點區域、內陸大市場的熱點區域重點等比較優勢。一是作為全球大轉移的重點區域和投資目的地的優勢凸顯。全球第四輪產業轉移正向中西部地區輻射，重慶成為產業西進的重點和熱點。二是作為內陸新興大市場的聚合輻射優勢更加凸顯。重慶要輻射中西部市場，首先得是樞紐和中心，兩大經濟帶的戰略部署，使得離絲綢之路經濟帶最近的可以通萬噸巨輪的重慶具備大進大出的戰略通道優勢。

從這個意義上講，重慶的起點與樞紐定位，正是中國內陸打造開放型經濟升級版的重要體現。但從李克強關于培育新的區域經濟帶的報告來看，尚需付出更大的努力，目前，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的一體化已經在提速，且在霧霾等環境治理倒逼下，三大經濟帶的一體化發展將迎來更多利好。重慶去年在全國兩會上提出成渝城市群的合作發展問題，未來尚需以更大努力推進李克強提出的“把培育新的區域經濟帶作為推動發展的戰略支撐”，借“兩帶一路”的契機，加強內陸各次區域的戰略合作，增強共識，共同拓展內陸發展空間。不然，樞紐和起點也就沒有全局性的意義。

（作者：兩江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