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逝世前后，“四人幫”加緊了奪取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陰謀活動。他們暗地布置其在上海的親信突擊發放武器；撇開中央辦公廳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設值班室，企圖由他們指揮全國；還在報上公開誣蔑和威脅華國鋒等中央領導人。“四人幫”篡黨奪權的活動，使葉劍英、李先念等許多老一輩革命家深感憂慮。身為黨中央第一副主席的華國鋒，在“四人幫”咄咄逼人的進攻下，也認識到必須割除黨和國家肌體上的這個癰疽。10月6日晚，華國鋒、葉劍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對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幫派骨干實行隔離審查，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黨中央還采取有力措施控制了上海局勢，使江青集團骨干分子妄圖武裝叛亂的陰謀未能得逞。
粉碎“四人幫”的勝利，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從危難中挽救了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為黨和國家進入新的歷史時期創造了前提。
十年“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在這場所謂的“大革命”中，包括黨和國家領導人在內的大批中央黨政軍領導干部、民主黨派負責人、各界知名人士和群眾受到誣陷和迫害。黨和政府的各級機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組織，長期陷于癱瘓和不正常狀態。公安、檢察、司法等專政機關和維護社會秩序的機關都被搞亂了。
在長時間的社會動亂中，國民經濟發展緩慢，主要比例關系長期失調，經濟管理體制更加僵化。這十年間，按照正常年份百元投資的應增效益推算，國民收入損失達五千億元。人民生活水平基本上沒有提高，有些方面甚至有所下降。自七十年代起，正是國際局勢趨向緩和，許多國家經濟起飛或開始持續發展的時期。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中國不僅沒能縮小與發達國家已有的差距，反而拉大了相互之間的差距，從而失去了一次發展機遇。
這場由文化領域發端的“大革命”，對教育、科學、文化的破壞尤其嚴重，影響極為深遠。很多知識分子受到迫害，學校停課，文化園地荒蕪，許多科研機構被撤銷，在一個時期內造成了“文化斷層”、“科技斷層”、“人才斷層”。據1982年的人口普查統計，全國文盲和半文盲達二億三千多萬，占全國總人口數的近四分之一，嚴重影響到全民族文化素質的提高和現代化事業的發展。
“文化大革命”造成全民族空前的思想混亂，黨的建設和社會風氣受到嚴重破壞。一些投機分子、野心分子、陰謀分子和打砸搶分子乘機混到黨內并竊取一部分權力，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個人崇拜以及各種愚昧落后的思想行為泛濫開來，致使一些人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和社會主義的信念受到嚴重削弱。
黨內外廣大干部群眾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對“左”傾錯誤的抵制和抗爭，對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斗爭，一直沒有停止過。這種抵制、抗爭和斗爭是十分艱難曲折的。“文化大革命”的嚴峻考驗表明:黨的八屆中央委員會和它所選出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會、書記處的成員，絕大多數站在斗爭的正確方面。我們黨的干部，無論是曾被錯誤地打倒的，或是一直堅持工作和先后恢復工作的，絕大多數是忠于黨和人民的，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的信念是堅定的。遭到過打擊的知識分子、勞動模范、愛國民主人士、愛國華僑，各民族各階層的干部和群眾，絕大多數沒有動搖過熱愛祖國和擁護黨、擁護社會主義的立場。為了抵制“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同林彪、江青等人進行斗爭，共產黨員張志新等慘遭殺害。
正是由于各級干部、黨員和工人、農民、解放軍指戰員、知識分子的抵制、抗爭和斗爭，“文化大革命”的破壞性作用受到一定限制。也由于他們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克服頻繁的政治運動的重重干擾而頑強努力，經濟建設仍取得一定進展。科學技術取得若干重要成就，包括成功地進行了導彈核武器發射試驗，爆炸了第一顆氫彈，發射了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郭永懷、鄧稼先等許多科學家為此作出了重要貢獻。農業科學家袁隆平在1972年育成一代秈型雜交水稻，為我國的糧食生產作出重大貢獻。在國家動亂的情況下，人民解放軍仍然英勇地保衛著國家的安全。當然，這一切決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恰恰相反，是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干擾而取得的。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社會主義事業會取得比這大得多的成就。
“文化大革命”是錯誤理論指導下的錯誤實踐。它留下了永遠不應當重犯這類錯誤的深刻教訓，從反面為黨探索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提供了歷史借鑒。正如鄧小平指出的:“我們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應該說‘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訓。沒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思想、政治、組織路線和一系列政策。”
對于“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錯誤，毛澤東負有主要的責任。但是，這些錯誤終究是在探索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過程中所犯的錯誤。毛澤東經常注意要克服我們黨內和國家生活中存在著的缺點，但在晚年對許多問題沒有能夠加以正確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敵我。他在犯嚴重錯誤的時候，還始終認為自己的理論和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的，是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需的，這是他的悲劇所在。毛澤東在全局上堅持“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但也制止和糾正過一些具體錯誤，保護過一些黨的領導干部和黨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負責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領導崗位。他重用過林彪等人，也領導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斗爭。他重用過江青等人，也對他們進行過重要的批評和揭露，不讓他們奪取最高領導權的野心得逞，這對后來黨順利地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起了重要作用。他在晚年仍然警覺地注意維護國家的安全，頂住國際上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壓力，堅決支持各國人民的正義斗爭。特別是七十年代初，他適應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審時度勢，及時對外交工作作出富有遠見卓識的重大戰略調整，使我國的外交工作打開了新局面。我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得到恢復，開始了中美關系正常化的進程，與日本建立外交關系，陸續同一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和亞非拉國家建交，為后來的對外開放打下了基礎。在“文化大革命”中，黨沒有被摧毀并且還能維持統一，國務院和人民解放軍還能進行許多必要的工作，社會主義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著，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還在進行，國家仍然保持統一，這些都是同毛澤東的作用分不開的。
就毛澤東的一生來看，他不愧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他為我們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立和發展，為中國各族人民解放事業的勝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他的后半生，領導黨和人民抵御來自國外的威脅和壓力，維護了國家的獨立，在中國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并對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進行了探索。這些重要的歷史功績和探索的首創精神，是應該充分肯定的；他在探索過程中發生的錯誤，特別是“文化大革命”這樣嚴重的錯誤，使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走了大的彎路，這是應該引為沉痛教訓的。全面評價毛澤東的一生，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是不可磨滅的。
來源：中聯部網站 編輯：許銀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