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贛南、閩西根據地的成功經驗，對各地紅軍、根據地的發展和建設，起了鼓舞和示范作用。經過艱苦的斗爭，到1930年夏，全國已有十幾塊農村根據地，紅軍發展到約7萬人，連同地方武裝共約10萬人。經過艱苦的探索，中國共產黨人開始懂得，農村根據地已成為積蓄和鍛煉人民革命力量的主要戰略基地。

紅軍和根據地的存在和發展，使國民黨統治集團感到震驚。從1930年10月起，蔣介石集中重兵，向南方各根據地的紅軍發動大規模的“圍剿”。

國民黨軍隊“圍剿”的重點是毛澤東、朱德率領的紅一方面軍。從1930年11月到1931年9月，紅一方面軍在毛澤東、朱德等指揮下，貫徹積極防御的方針，實行“誘敵深入”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戰術原則，先后粉碎國民黨軍隊的三次“圍剿”。反“圍剿”的勝利，使贛南、閩西根據地連成一片，形成擁有21座縣城、面積5萬平方公里、居民達250萬人的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三次反“圍剿”結束不久，國民黨軍第二十六路軍1.7萬多人在中共地下黨員趙博生和進步軍官董振堂等率領下，于1931年12月14日在江西寧都舉行起義，改編為紅軍第五軍團。這期間，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據地的反“圍剿”也取得重大勝利。

在各根據地不斷發展的情況下，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瑞金舉行的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宣布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毛澤東被選為臨時中央政府主席。

大革命失敗以后，中國革命所以能夠堅持下來并走向復興，關鍵在于找到了一條正確的革命道路。這條道路，就是把立足點由城市轉入農村，發動和依靠農民群眾，在農村建立根據地，開展土地革命和各項建設事業，開展以農民為主體的長期革命戰爭，發展和壯大革命力量，最后占領城市，奪取全國勝利的道路。這條前人沒有走過的獨創的道路，是在全黨的集體奮斗中開辟出來的。其中，毛澤東作出了最卓越的貢獻。他不僅在實踐中首先把武裝斗爭的重心轉向農村，創造出堅持、發展農村根據地的系統經驗，而且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從理論上初步對中國革命的道路問題作了闡明。

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的開辟，以及有關這條道路的理論的初步闡明，是同當時黨內盛行的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圣化的錯誤傾向作斗爭的結果。毛澤東總結這方面的經驗，在《反對本本主義》文中明確提出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深刻闡明了堅持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堅持理論與實際相結合原則的極端重要性。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正是因為堅持這樣一條思想路線，善于向實踐學習，向群眾學習，所以才能夠在中國革命的轉折關頭，表現出革命的首創精神、巨大的理論勇氣和深遠的戰略眼光，提出關于中國革命發展的戰略思想，從而為中國革命指明正確的道路。盡管革命的發展還會遇到挫折，但黨領導的人民革命，正是沿著這條道路最終走向勝利的。

三、王明“左”傾錯誤和革命運動的挫折

中國革命的發展并不是一帆風順的。隨著局勢的好轉，加上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中國共產黨內的“左”傾急性病又逐漸發展起來。

在1930年6月11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通過李立三擬定的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中心城市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從而使“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占據了統治地位。隨后，成立了實施這個計劃的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行動委員會。這次“左”傾錯誤在黨內統治的時間雖然不長，但黨卻為此付出了沉重代價。9月下旬，由剛從莫斯科回國的周恩來、瞿秋白主持，黨在上海召開擴大的六屆三中全會，糾正了李立三等對革命形勢的“左”傾估計。全會前后，“左”傾冒險主義錯誤開始得到糾正，全黨工作開始轉到正常的軌道上來。

可是，由于共產國際的干預，事情陡然間發生了變化。1930年10月，共產國際給中共中央來信，提出李立三的路線是反共產國際的政治路線。從莫斯科回國不久、受到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米夫器重的留蘇學生王明、博古等，通過不正常的途徑比中央先獲知這封信的內容，立刻打起“反對調和主義”的旗號，猛烈攻擊六屆三中全會后的中央，在黨內造成嚴重的思想混亂，使中央難以正常工作。

王明還散發他寫的《兩條路線》的小冊子。在這本小冊子中，他夸大中國革命反資產階級、反富農斗爭的意義，否認中間營壘的存在；繼續強調全國性的“革命高潮”和在全國范圍的“進攻路線”，急于奪取包括中心城市在內的一個或幾個主要省份的首先勝利；宣稱黨內的主要危險是“右傾機會主義”、“實際工作中的機會主義”和“富農路線”。這些主張，實際上是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政治綱領。

1931年1月7日，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全會以批判三中全會的所謂對于“立三路線”的“調和主義”為宗旨，強調反對“黨內目前主要危險”的“右傾”，決定“改造充實各級領導機關”。瞿秋白、周恩來等受到嚴厲指責。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不僅被補選為中央委員，而且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這次全會實際上批準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綱領。從這時起，以教條主義為特征的王明“左”傾錯誤在黨中央開始長達四年的統治。由于王明等人的主張比李立三的“左”傾錯誤更“左”，氣焰更盛，有更多的理論裝飾，對中國革命造成的危害也就更大。

王明為什么能夠上臺?原因在于八七會議以來，黨內一直存在的濃厚的“左”傾情緒，始終沒有從指導思想上得到認真的清理。黨的很多干部對革命充滿熱情，但理論準備和實踐經驗都不足。當王明搬出許多馬克思主義的詞句來嚇唬人，并得到共產國際代表的全力支持時，許多人便失去識別和抵制的能力。

六屆四中全會后，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出現一片混亂。羅章龍等在反對四中全會的名義下擅自成立“中央非常委員會”，進行分裂活動，被開除出黨。由于黨的組織遭到嚴重破壞，王明要離開上海前往莫斯科，周恩來即將前往中央根據地，在上海的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不到半數。根據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提議，9月下半月成立臨時中央政治局，由博古負總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