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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外觀圖片來源：法制日報

凡熟悉一點中國現代史的人，都會知道紅樓。它建于1918年，是北大老校舍之一。知道它，還因為它是五四運動策源地，是我國最早傳播馬克思主義，籌劃建立共產黨組織的一處革命圣地。

每次去北京，經過沙灘北街，總看到路邊矗立著一座通體用紅磚砌成的樓，我知道它就是紅樓——這也是它得名的由來。很想進去拜謁，但都由于事情太多，行程太緊，擦肩而過。十月底又去北京，狠狠勁抽了半天時間，站到了它的面前。

它呈工字形，共四層，進大門處，四根圓石柱撐起突伸的方形門廳。紅樓現在辟成了新文化運動紀念館。在一樓東西兩面共布置了六個展覽室，從東到西依次為：李大釗辦公室，蔡元培展室，陳獨秀展室(東半邊)，放映廳，復原的教室和閱覽室。

李大釗辦公室位于最東邊橫條南邊一間，北墻一排書櫥，與一張寬大的辦公桌之間，是一把皮圈式的轉椅。一張圓八仙桌，靠南墻角一把竹躺椅。大樓建成不久，李大釗即在此創建了中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種子在此種下，燈光在此點燃，中共的胚胎在此孕育。“思想是絕對的自由，是不能禁止的自由”，“因為思想有超越一切的力量”。這是他在這里寫的名篇《危險思想與言論自由》中的名句。正是憑著這種認識與膽略，他引進了馬克思主義。我真的很想聽到那皮轉椅能發出一聲轉動的聲音，真要能這樣的話，那無疑是大釗先生仍坐在那后面對中國的前途進行深沉的思索。

在蔡元培的展室，你可以通過大量的圖片與實物，看到蔡先生不平凡的一生。我們都欽佩蔡先生主辦北大提倡的兼容并包原則，但我更欽佩蔡先生來主辦北大的勇氣。沒有他來主辦北大，也許北大還要在黑暗與歧途中摸索很久。在接到任命后，許多人勸蔡先生不要來就職，說北大很復雜情況很糟，你蔡先生假如就職，會讓你的英名蒙羞。蔡先生思考后說，正是由于它處在這樣的境地，我才要去。蔡先生來了，引進了《新青年》及陳獨秀，引進了民主與科學，引進了胡適的白話文學，引進了魯迅的第一篇白話小說，引來了北大兼容并包民主自由的光榮傳統，引來了中國嶄新的大學教育理念，更引來了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中國的文化天空自此一派自由敞亮且一輪紅日冉冉東升。

說到陳獨秀，我感慨萬千。月初，我去了安慶獨秀園，以前的獨秀墓，僅一孤零零的墳塋，凄慘悲涼，現在擴展成了一闊大的墓園，修了牌坊，塑了銅像，氣勢磅礴。我不是說增加了這些就是在真正紀念一位偉人，但對于陳獨秀來說，意義可非同小可，它象征著陳獨秀的歷史貢獻至少得到了承認與尊敬。前幾年北京五四大街修建五四紀念碑時，書頁狀的紀念碑上有李大釗、蔡元培、毛澤東的頭像，獨少了陳獨秀，當時輿論界一片討伐之聲，五四新文化運動總司令的頭像不能刻上，這是在尊重歷史么？當我在紅樓里看到了陳獨秀展室，我想到了獨秀園，想到了那尊仍然矗立在街口的紀念碑，有一種長出一口氣的欣慰。這個展室布置獨特。在進門處，復原了陳獨秀當時在北京住址，也是《新青年》編輯部所在地的箭桿胡同9號四合院的院門，院門緊緊關著，兩尊小石獅子忠于職守地各蹲一邊，陳先生是在家寫文章呢，還是出去為革命奔忙去了呢，我真想俯下身去問問它倆，假如他在家，我就要拍動門環，不是想進去，而是想就在這兒邀陳先生合影。

參觀的人不多，關于紅樓的歷史紀錄片不可能放映，其實人不多就這么靜靜地看一回就足夠了。來到教室，一排排椅子整齊地排著，沒有課桌，用什么作記錄呢，椅子右手，前端放寬，身子稍側正好可以放下筆記本。在去昆明參觀西南聯大舊址時，得知當時學生們對這種椅扶手叫火腿，那是對戰時物質生活極端困難的嘲諷，我還認為那是由于在那種情況下的獨創呢，沒想到源頭在這。想想這種設計，還真叫絕，任何一個坐在這上面的人，采取這種坐姿聽講會分神么。坐下，你可以做一個旁聽生，可是大師們在哪？也許在對面的閱覽室吧。可是里面也只有排排空蕩蕩的桌椅。桌子不是平的，靠面前稍微傾斜，正好適合閱讀。報架就放在對排在一起兩排桌子的上面中間位置，放下手中的，可以隨手去換新的，不必站起去尋找從而打擾別人。報夾也新鮮，兩頭旋成鼓鼓的圓錐狀，中間的圓木棍，橫著挖一細條槽，嵌一鐵條，一頭固定，一頭里面置一彈簧，此端緊套一鐵環，鐵環朝另一端推去，鐵條即彈起，可以把報紙夾進去。每一報夾都粘有毛澤東的手印吧。在此間玻璃柜里，我看到了張工資條，蔡元培600元，陳獨秀300元，李大釗120元，毛澤東8元。

1918年8月，毛澤東來到北平，經楊昌濟找到蔡元培，又經蔡批示李大釗，得以在北大圖書館擔任圖書管理員。在這里，他閱讀了大量理論書刊，接觸了許多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人物，使自己的人生目標更加明晰。當時他和一幫青年學子正在規劃赴法勤工儉學。自己是不是要去呢？他征求胡適的意見，毛澤東后來這樣寫：“我覺得求學實在沒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兩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種??當時他和一幫青年學子正在規劃赴法勤工儉學。自己是不是要去呢？他征求胡適的意見，毛澤東后來這樣寫：“我覺得求學實在沒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兩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種‘迷’。中國出過洋的總不下幾萬乃至幾十萬，好的實在很少。多數呢？仍舊是‘糊涂’，仍舊是‘莫名其妙’，這便是一個具體的證據，我曾以此問過胡適之和黎邵西兩位，他們都以我意見為然，胡適之并且作過一篇《非留學篇》。”我們后來說毛澤東思想是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產物，這里是不是就是萌芽呢？我們后來曾大批胡適實證主義，這里我們是不是可以看到一種借鑒呢？

走出紅樓，抬頭上望，上面的樓層上不去，我知道那里還有胡適、魯迅、蔣夢麟、周作人、沈尹默等人的身影。我很羨慕這里的工作人員，他們會在不經意間，撞見這些大師們.

來源：中國經濟時報  編輯：許銀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