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紀念毛澤東同志批示“楓橋經驗”50周年大會在浙江舉行。

這個地處浙江諸暨的鄉鎮早在上個世紀60年代就聞名全國。彼時，楓橋鎮干部群眾創造了“發動和依靠群眾，堅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實現捕人少，治安好”的“楓橋經驗”。1963年，毛澤東同志就曾親筆批示“要各地仿效，經過試點，推廣去做”。

如是，“楓橋經驗”由此成為全國政法戰線上一個膾炙人口的典型。

時至今日，半個世紀過去了，時間洪流不但沒有將“楓橋經驗”淹沒其中，反而賦予它更加斑斕的色彩和豐富的內涵。

故事忘了，精神傳承

如果讓81歲的宣春岳老人講“楓橋經驗”，在他一口地道的方言中，首先被提及的就是“四類分子”（即地、富、反、壞——記者注）。

“我們這個地方打架的很少，治安問題也少，偶爾村民之間有爭吵。”老人似乎是要講明楓橋由來已久的淳樸民風，“一個治保主任，一個調解主任，兩個人可以解決村里500多人的問題”。

在上世紀60年代，楓橋在改造“四類分子”過程中，按照“一個不殺、大部不捉”的原則，發動民眾開展說理斗爭，沒有打人、捕人，但貫徹落實了對“四類分子”的教育目的。1963年，“楓橋經驗”就被肯定為“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成為各地效仿、推廣的典型。

“當時，是鎮里開會宣布的。”時年31歲的宣春岳記得，這是“讓人高興”的大事。

1970年，宣春岳開始擔任村里的調解主任，在他“當到不能調解為止”的“村官”生涯中，并沒有太多治安問題，而是以“兄弟分家”矛盾居多。

如果說“楓橋經驗”緣起公安戰線，那么，在后來的發展過程中，它變得越來越“兼容并包”。

在泰山村，67歲的張忠錦老人自1985年起擔任村支書，在他的“調解”經歷中，一個“被改造好”的小偷，至今讓他記憶猶新。

“那個小伙，就是不學好，把父母留下的三間茅草屋也賣了，誰都管不住，村里人都頭疼他。”張忠錦回憶，“光說他沒用”，后來發現他會拉二胡，就讓他進了宣傳隊，還給他介紹對象，立業成家，總算走上了正路。

“他還給演過沙家浜，”張忠錦不無欣慰地說，這樣的年輕人“推一推就進勞改所了”，但“拉一把就改好了”。

這恐怕就是“楓橋經驗”中幫教模式的雛形。在上世紀70年代后期，青少年違法犯罪的現象增多，成為影響社會治安的一個現實問題。當時的楓橋鎮就采取了“先就業，再成家的幫教模式”，效果非常明顯。

再后來，楓橋鎮撤村、并村，很多資料“弄掉”了，宣春岳去做生意了，張忠錦也卸任了，逐漸忘記了很多故事。但是，他們的經歷中，那些樸素的調解觀念卻潛移默化一代代傳承了下來，支撐著“楓橋經驗”一步步延續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