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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視農民工務工心態：我們不甘再做低端勞動力
2011-02-25 09:17:35 來源：經濟參考報 隨著元宵節結束，農民工迎來又一波返工潮。 記者在廣東、重慶、江西等地采訪了不少農民工，他們中有的剛出家門不久，有的僅有一兩年外出打工經驗；有的打工時間超過十年。他們目睹了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參與全球博弈，也見證了經濟結構調整、產業大規模轉移帶來的酸甜苦辣。他們的心路歷程，既標記過去，也關系到中國未來的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 盼“工作穩定” 面對用工單位對勞動力資源的渴求，不少農民工表現得較為冷靜和理性。 重慶市豐都縣三合街道丁莊村農民工張樹超告訴記者，農民工不怕工資低、待遇差，怕的是工作不穩定，在各地到處流動。張樹超2004年外出打工，7年時間里先后換過12個工作，大部分工作時間都不超過一年。“農民工本來工資就低、加上頻繁找工作所需的時間和花費，耗費就更大。”張樹超說。 重慶匯能勞務有限公司總經理唐樸是永川區最大的勞務經紀人，平均每年經手勞務輸出在1.2萬人左右。唐樸說“今年各地都在爭搶勞動力，農民工就業話語權增加，在同等薪資水平下，那些愿意為農民工提供3年以上穩定工作合同的企業更受農民工青睞。” 就業去向“隨大流” 在重慶市永川區大安鎮、銅梁縣石魚鎮和開縣漢豐街道等地，記者先后和20多名農民工進行座談，發現他們之所以選擇東部，原因大體可以歸結為：第一，與東部相比，中西部就業機會還是太少，工資水平總體而言還是比較低的；第二，中西部勞務市場仍不發達，就業信息不暢，即便有工作崗位，大家也沒有渠道獲知；第三，農民工打工主要還靠同鄉、親屬關系網絡，“慣性”使他們首選沿海。 在渝西地區，有“只要一個大包工頭，就能帶空半個村”的說法，說的便是農民工就業更依靠親戚、朋友等傳統關系網絡，而非勞務市場或招聘會。 江津區慈云鎮一水村是個勞務大村，全村3800多人，有近2000人在外務工。村民傅思翔2005年在浙江紹興開設了一家建筑工程公司，其后5年多時間，先后招收270多名本村村民到紹興打工。 從2007年開始，一水村2組村民劉士貴就在傅思翔公司當搬運工，每月工資有3000多元。他告訴記者，之所以愿意長期跟著傅思翔干，原因就在于大家都是一個村出來的，大都知根知底，平時有事可以互相幫忙，春節也不怕老板拖欠工資。 老資格農民工不慌 曾幾何時，到沿海地區去打工是內地多少農民的心愿。但僧多粥少，大家一開始都遭到了一些白眼。直到后來資本大潮席卷沿海，世界工廠對勞動力的無盡索求，農民工兄弟們終于翻了身。 記者20日在東莞長安鎮智通人才市場見到謝軍時，他正在認真研究墻上張貼的培訓課程。26歲的他來自湖南邵陽，16歲時因為不愿繼承家里的耕田，跑出來找工作。謝軍還清晰記得如何找到第一份工作。為了擠進惠州一家五金廠，他第一次去碰了一鼻子灰，只好在惠州轉悠游玩了一個月。第二次依靠姑姑的推薦，還偷偷塞給保安一包煙，才順利進入工廠。 “現在要找就輕松很多了。簡歷投出去，回復率有50%-60%。很多時候，工廠還會打電話催你去面試。”轉換過多份工作的謝軍說。 從農民工找工難到工廠招工難，來自湖北恩施的李清平同樣經歷了這個歷史性轉折。今年32歲的他在12年前找第一份工時，還是靠老鄉求情。去年，他辭職后重新找工作，簡歷投出后，居然收到了五六十份面試約請。今年春節，他在老家待了一個月才重新回來，對著各種招聘啟事笑著評點。 來自河南的何芳今年四十歲了，在一群年輕求職者中頗顯醒目。她不愿守著田地，到東莞打工已經有14年。“種田哪能賺到什么錢哦，也就是每年七八月收割后賣一兩千元。打工起碼每個月還能有工資賺。”何芳說。 但剛開始也不容易。不少工作限定只招男性，對女性則有不少限制。何芳輾轉才找到虎門一份織布的工作。“但你看看現在。”何芳指著墻上的招聘啟事，“除了保安，大部分工作都要女的。現在的女孩子可比我們那時候幸運多了。” 勞動力市場的變化，也反映在農民工們對工資的態度上。記者采訪的這三名農民工，每人在這十多年間都換過至少五六份工作，最短的一份工作不過做了一個月，對待遇和環境的不滿意是頻繁換工的主要原因。與初入工廠時相比，農民工們希望能有更體現尊嚴的報酬。 李清平屬于技工，每月能有3000元，但他一與其他工人比，心里有些不平衡。“聽說虎門南坊工業區有個電子廠，普工都能做到4000元-5000元。” 類似李清平這樣的老資格農民工，不再將勞動所得與做農活時相比，而是與其他產業工人相比，這對企業的勞動力成本無疑提出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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