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追求形式更充實內容、講究衣著更注重實際的文明。“衣食住行”之所以以“衣”為先，是因為從經濟學的角度看，衣著無疑是最大的“內需”，拉動、提升服裝制造業及相關產業，無疑是最大的“拉動內需”。例如，《天工開物》記載，明朝年間江浙一帶紡織業非常發達，“十戶之內，必有一機”；尤以蘇州、松江一代的棉紡織業為甚，民謠說，“買不盡的松江布，收不盡的魏塘紗”！

當然，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國運不振何談衣冠？盡管“康乾盛世”作為舉世矚目的“天朝上國”，有過“萬國衣冠拜冕旒”的無限風光，但隨著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人的衣著也隨之不倫不類，不成體統，廣大勞苦群眾更是衣不蔽體食不果腹。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強調“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國服裝也要與封建王朝的衣冠決裂。于是，1912年民國政府發出《剪辮通令》和《服制》法令，明確西洋服飾為民國禮服，傳統中式服裝開始向現代生活方式的要求改良、演化。終于，中山裝和旗袍，逐漸成為民國時期國人心目中的“國服”。

新中國建立，剛站起來的中華民族充滿了當家做主人的喜悅，穿什么都是主人，穿什么都是衣服，無意、也無暇去考究衣著。但改革開放之初的撥亂反正，人們不約而同地注意到，必須改變當時國人無論男女老少、士農工商，都穿一種顏色、一種式樣衣服的封閉保守、沉悶僵化的形象。于是，競相爭穿西裝，竟然成了一種象征革心洗面、追求改革開放的時髦，“西裝熱”再度席卷華夏大地。

今天國家強盛起來，我們走向世界的同時，突然發現：在清一色穿著西裝的國際場合，中華民族竟然沒有自己的服裝！我們的國人，穿著什么走出去？我們總不能老是唱著“洋裝雖然穿在身，我心仍然是中國心”走出去。我們更不能“裸奔”出去。

我對“國服”沒有研究，但還曉得，中國文化總得穿著自己的衣服，才能走出去，才能贏得別人的尊敬和禮遇，爭取“美美與共”的共識。我們不能想象一個有優秀服飾文化傳統的文明，其服飾文化卻止步于、淹沒于現代工業文明的浪潮中。

為此，我贊成北京服裝學院袁仄教授的說法，“服飾代表著民族性格及民族特征，是體現民族性的表象符號，民族感和時代感都呼喚著我們創造新的能夠代表國家形象的當代中國服飾，包括國家禮儀服飾。”(中華文化學院副院長葉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