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負收益時代”安全感

多位受訪專家認為，今年以來，隨著居民消費物價持續上漲，銀行存款已進入負收益時代。而當前城市白領經濟狀況的一個主要特征是“手停口停”：工作時高收入，一離職顆粒無收。職場競爭激烈，稍一松懈很容易被后起之秀甩下，智力、體力嚴重透支。

比如，許多人的奮斗目標是在多少歲前實現“財務自由”：掙夠可保后半生衣食無憂的錢，輕松灑脫地做點自己喜歡的事情。但高收入養成的高品質生活習慣，一旦遭遇政策變化、通脹等不確定因素，大部分人很難找到“無憂感”，也就找不到“夠”的感覺，從而對“以辛勤勞動換幸福生活”的價值觀產生懷疑。

36歲的葉石健是廣州一家美資建筑設計公司的設計總監，稅前年收入50萬元。讓人意外的是，他告訴本刊記者自己也不感到輕松，“個稅調整，我們是加稅對象。每月個稅8000元，辛辛苦苦，兩三成收入交了稅。接下來可能實施的房產稅、遺產稅，對富人來說無關痛癢，實實在在承受負擔的是白領。”

事實上，城市白領是通脹造成個人財產縮水的“重災區”。為了應對通脹，讓個人財產保值增值，白領沖殺在各種投資理財領域，炒股、買分紅型保險、買銀行理財產品但近兩年來，股市行情如“過山車”，個人資產找不到“避風港”，可以說是“不投資理財，存銀行看著貶值心慌；投資理財，看著市場行情漲漲跌跌心更慌”。

葉石健說：“物價上漲對白領造成的壓力，與其說是經濟層面的，不如說是心理層面的。就是一種被剝奪感，一股莫名的憤怒，覺得這種被剝奪是政策造成的。經濟政策不穩定，讓人很沒有安全感。”廣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的調查數據顯示，廣東地區民眾對“物價水平”的不滿意度已經從2002年的18.9%上升至67%，9年之內增加了48個百分點。

物價上漲使白領群體深感壓力的同時，其價值觀也受到沖擊，薪酬成了白領擇業的最重要取向。王昱從中山大學計算機系畢業3年，已換了5次工作。他告訴本刊記者，“換工作只是為了更高的薪酬。會僅僅為了多一千元的月薪而跳槽。”

與此同時，出國移民成為白領討論較多的話題。許靜原在廣州一家媒體工作，現已辭職，正在辦理出國移民手續。她向本刊記者表示，“物價上漲，收入差距越來越大，剛剛初步積累財富的白領群體，還沒來得及享受幸福，又要應對高物價的壓力。國外有很多保護白領的舉措，出國可能是我們過上輕松幸福生活的出路。”近年來，國外移民機構也瞄準中國這個精英層面，尤其是今年以來，手機上的移民信息多過房地產信息。

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南京大學社會學系主任周曉虹認為，社會的慣性更加容易支持最底層的民眾，而城市白領的利益不容易獲得社會同情，其所面臨的困難容易被忽視。因此，中山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肖濱教授告訴本刊記者，“提低擴中限高”是我國調整收入分配的基本原則，“國家應重視城市白領層面的心態變化。”

他建議，可適當考慮加大對白領階層的跟蹤關注和調研，梳理當前白領階層的心理狀態和已經出臺的各種調控措施及其對白領階層的影響，積極疏導負面情緒，并在未來出臺有關調控政策時，將政策對中產白領階層的影響納入考量，避免出現政策“誤傷”。

來源：瞭望 編輯：馬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