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體無意識：烏合之眾的原罪

魯迅先生在《藥》中描摹的“看客”，成為人們在闡釋面對這一系列起哄事件中最常用的形象，他們將“冷漠”、“麻木不仁”的標簽簡單貼在圍觀者的身上，然而事實僅僅是這樣嗎？

對這種魯迅筆下“劣根性”的判斷，要建立在特定的歷史語境和作者個人創作用意的綜合考慮之下。僅僅按照定勢思維就把所有的“看客”等同起來并不合理。

大量的研究實例表明，選擇跳樓的輕生者往往是受到了現實生活中的挫折，處于沮喪、消極厭世等等負面情緒之下。同時跳樓輕生者較少直接實踐自殺，而是經常在吸引關注之后猶豫很久才會選擇行動。這是輕生者對于他人關注和幫助的需求心理的直接體現，在合理的疏導和安撫之下完全有希望獲得解救。

而在我們上述的案例之中，圍觀者對于情緒失控者的公然挑唆往往釀成慘劇。不可否認的是，做出這些挑唆行為的個體的確是不具備最基本的對人的生命的尊重，他們的行為往往造成輕生者對于現實的進一步失望或者由于意氣用事而實施自殺行為。

同樣不能忽視的是，在圍觀中的挑唆者占到一定數量的時候所形成的群體無意識現象。事實上，在生活中類似于教唆激動者輕生的行為會受到周圍人的指責，挑唆者會因畏懼壓力而選擇沉默。然而當起哄者在圍觀人群這個臨時性群體中達到一定數量的時候，“法不加于眾”的心理、匿名化的破壞性沖動都會造成場面的失控。

而這種情況下，所謂中國人的“劣根性”并非是獨一無二的。1967年，美國美國俄克拉何馬大學的200名學生聚集在一起圍觀一個聲稱要從塔頂跳下來的同學。下面的人起勁地高喊：“跳！跳！”結果和我們上述的情況相同，這個學生真的跳了下來。

就在之前不久發生的英國倫敦騷亂之中，身為奧運會形象大使的切爾西被發現參與其中。8月11日，切爾西在威斯敏斯特治安法庭上出庭受審。據悉，她在參與打砸之后還曾經夸耀說“這是最美好的一天”。檢察官貝基·歐文說，切爾西參與攻擊了一家沃達豐店鋪，“她第一個撿起石頭砸窗戶”。

這位優秀的運動員本來的身份——倫敦形象代言人，在眾多青年人的參與騷亂中被無聲地隱去了，只剩下面目模糊的打砸搶分子的一員。我們為她的行為表示遺憾，對于群體心理在很多場景之下所表現出的非理性和破壞性，我們更當引以為戒。

此外，跳樓現場的環境也往往造成一種疏離感。因為輕生者所處的位置，往往令圍觀者產生了雙方“隔岸遠觀”的錯覺，輕生者成為了他們眼中的景觀。事實上作為同一個社會的成員，我們都站在同一邊。我們對任何一個社會成員的冷漠和嘲弄都可能是將來我們自己的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