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證帝”、“聽證哥”、“聽證專業戶”
學生的大規模調查結果與政府組織的聽證會上的代表意見迥異，引起了很多人的關注。湖南律師羅秋林認為，觀看了“大禹之子”社團的調研資料及學生的日記，他個人認為學生社團的調查較為真實可信，“一方面，他們沒有利益驅動，另一方面，走訪的社區和民眾記錄扎實。”
羅秋林留心了歷年來涉及民生的一些重大事項決策的價格聽證會，發現其中不少存在代表的公開性不夠、專業性程度偏低的情況，很多人是為了主辦部門實現目標而來，對要參加的聽證內容不了解，更無調查，往往隨聲迎合。“(他們)不懂財務，成本的構成哪些合理、哪些違規，都不知曉！既無心，也無力。”他說，按照《湖南省行政程序規定》的要求，像水電氣調價等與民生相關的重要調價事項，都必須進行聽證，而對于相關部門來說，為確保調價通過，則往往會采取一些措施。“有些聽證會的主辦方對聽證時間、地點、參與方式等常告知得不夠，往往只在報紙的小角登個公告就完事，之后你會發現聽證會上常常是一些熟悉的面孔。”
羅秋林所指的這類人士，在湖南坊間被戲稱為“聽證帝”、“聽證哥”。
2011年9月，湖南廣電總臺下轄的某電視頻道突然報道了一批歷年來“踴躍”參與各大聽證會的“聽證專業戶”，引起輿論嘩然，并于今年8～9月間在湖南的媒體上成為時髦話題。湖南紅網以《長沙現多名“聽證帝”：發錢的聽證來沒錢的就不來》為題報道稱，37歲的聽證代表石愛偉過去7年來已經平安無事地參加了17次聽證會，甚至可能更多。而已經確定打破了石愛偉紀錄的是53歲的周正良，他承認自2002年以來參加了近20次聽證會。湖南省法制辦相關負責人甚至見過一個“專業戶”，當時他試圖為全家五六口人都報名參加聽證。
有人還在當月舉行的長沙市市區新增客運出租汽車運力聽證會上，找到了至少4張“親切又熟悉”的面孔，引起網上一片怒罵。早先的報道中，石愛偉在一次天然氣調價聽證會上發言，他身上的條紋襯衫都成了網民調侃的話題。網友“時空之魚”發帖說，“聽證帝”石愛偉似乎從沒投過反對票，周正良近10年先后參加過近20次聽證會，對于聽證事項，“基本上是持同意的態度”，總是贊賞“決策部門在民生方面還是考慮得比較周全。”這些“常任代表”到底是政府信息公開、公民積極參與社會事務的有功之臣，還是聽證真正產生效力的“絆腳石”？
一位參加過幾次聽證會的匿名人士透露，長沙存在著一個“專門聽證”的群體，“至少有好幾十人，經常參加聽證會。”有些“專業戶”掌握了聽證會的套路：全國各地有那么多聽證會，總有類似的主題，上網找找別人怎么講的，然后拿來結合本地情況，什么話題都能說點場面話。讓這些人積極報名參加的原因，除了個人展示的欲望外，每次參加聽證，主辦方給代表們補助的一筆數量不等的“車馬費”，或者叫“誤工費”，也是動力之一。
他說，有的“聽證專業戶”會提前互相打探，“這個活動你會去嗎？這個活動有錢發嗎？”基本上是發錢的聽證會就參加，沒錢的就不來。有一次價格調整聽證會，一家燃氣公司提前將聽證代表請過去，開了一個預備會，“給了400元勞務費，后來聽證時又給了1000元。”他認為，這些人的生存空間在于一些聽證的主辦方往往意在作秀，而非求真。
聽證代表意見無法律保障力
羅秋林對記者說，我國目前的聽證活動中，除了聽證代表產生方式不透明、代表性不足、公開性不夠、專業性偏弱外，容易被人忽視的一個關鍵因素是：聽證代表意見無法律保障力。
他說，聽證會是一種具有民主性質的程序。在聽證活動中，各方利益代表從各自的立場出發，對有關問題表達意見，使決策機關能在傾聽不同意見的基礎上，權衡利弊之后作出決斷，這無疑是民主的體現。雖然我國《價格法》規定，價格聽證會不是價格決策會，不適用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和規定，政府價格主管部門掌握定價權。但是，作為限制政府濫用定價權的民主制度，政府價格主管部門在定價時應充分考慮聽證代表的意見，并對各方觀點進行回應，說明采納或不采納聽證代表意見的原因。從他掌握和了解的一些價格聽證會的結果來看，盡管聽證代表對價格上漲有不同意見，但查詢物價監督管理部門的公告，顯然沒有認真對待聽證代表在聽證會上的發言，由此凸顯出現行《價格法》和聽證辦法對聽證代表意見的法律保障之缺乏，價格聽證會的效力和功能自然會受到質疑。
他表示，“聽證帝”現象暴露了嚴重違規違法的逐利行為。聽證代表行使聽證權利，不能在此過程中獲得利益，這是聽證的純潔性或廉潔性的必然要求。但很多聽證機構給聽證代表相關費用，這是典型的行賄行為。聽證代表接受了聽證機構的賄賂，就難免產生“拿人手短、吃人嘴軟”的后果。“從現實來看，如果在重大決策中要了解真實的民意，與其被這些人誤導，不如找有公信力的社會團體開展客觀調查更可靠。”羅秋林說。
來源：中國青年報 編輯：于姝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