販嬰鏈中的“醫生”

據平鄉縣公安機關審訊犯罪嫌疑人得知，季小芳、楊學花將孕婦從涼山州“運送”到河北邢臺后，有意挑選一些像昌平診所規模的有B超的小診所，以便鑒定胎兒的性別——男女嬰兒價格不一，通常男嬰價格5萬至7萬元，女嬰價格3萬至5萬元。

昌平診所就這樣進入了販嬰網絡之中。史淑萍和郭彥芳得知了對方的意圖后，一方面利用診所有B超的便利條件，同時幫忙聯系買家，賺取“中介費”。

平鄉縣衛生局副局長李現革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被捕前，史淑萍是任平鄉縣醫院皮膚科醫師，而她曾在縣醫院婦產科做過醫生，可能從那時她就發現，把沒人要或父母不想要的孩子賣給別人有利可圖。

平鄉公安機關也向《中國新聞周刊》證實，有證據表明，史淑萍參與了拐賣兒童的犯罪活動，而不僅僅是“提供醫學專業技術支持”這么簡單。

那么，昌平診所的經營者到底是誰呢？

吳國棟一直以為昌平診所是郭彥芳開的，因為日常在診所里只有郭彥芳一個人坐診，史淑萍不上班的時候也在診所。

但《中國新聞周刊》從平鄉縣衛生局了解到的情況卻并非如此。

平鄉縣衛生局副局長李現革向《中國新聞周刊》提示，郭彥芳畢業于邢臺醫學專科學校，學的是護理專業，當時她只是一個護士，而非執業醫師。

而診所的經營者必須擁有執業醫師資格，昌平診所在衛生局注冊時用的名字是李香粉。李現革表示，李香粉確有縣衛生局頒發的執業醫師證，但她實際上并不在診所。日常就是郭彥芳打理診所，史淑萍名義上是她的房東，但有不愿透露姓名的人透露，史淑萍可能是昌平診所的幕后操控者。

案發后，平鄉縣衛生局已經吊銷了史淑萍的執業醫師證，并報請河北省衛生部門吊銷郭彥芳的護士證。

讓人驚訝的是，昌平診所在衛生局注冊的全稱是“昌平兒科診所”。

李現革對《中國新聞周刊》解釋說，B超是婦科用儀器，兒科診所不應該有B超，昌平診所擁有B超，已屬于超范圍營業。一般的處理方式是，由衛生主管部門下發監督意見書，對B超機就地封存。既然牽涉犯罪，B超機已經被公安機關當作罪證查封。

《中國新聞周刊》在平鄉縣了解到，由于“非醫學需要鑒定胎兒性別、非法中止妊娠(簡稱‘兩非’)”的在民間普遍存在，該縣衛生部門每年都要進行打擊“兩非”的專項行動。

由于昌平診所和醫務人員涉嫌犯罪，該縣于7月11日啟動“醫療機構專項整治”，重點整治內容的前三項是：一、未取得《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執業，或騙取《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執業的。二、超范圍執業，未經許可使用B超的。三、非醫學需要鑒定胎兒性別或非法終止妊娠的。

“他們根本不知道那樣做是犯罪”

相比以往的拐賣婦女兒童犯罪，“2012·4·19”專案的突出特點就是診所和醫務人員涉案，而販嬰網絡吸納醫務人員的主要原因，就是利用其掌握的醫學技術和儀器，為胎兒進行性別鑒定，為孕婦的分娩提供必須的醫療保障。

而邢臺民間盛行的“兩非”，為在該地區進行販嬰，尋找“醫療合作者”提供了肥沃的社會土壤，由此也不難理解季小芳、楊學花為何會和史淑萍、郭彥芳結成了販嬰網絡的利益共同體。

河北省婦聯研究室主任吳美榮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兩非”年年喊打，卻屢禁不止，如今做胎兒性別鑒定已經不需要到診所，有人把B超、超聲波等儀器裝在車上，組成流動的“檢測車”，給打擊“兩非”增加了難度。

《中國新聞周刊》在平鄉調查得知，“兩非”的盛行，已導致了嚴重的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在農耕經濟為主的邢臺、邯鄲等地尤為嚴重。據2005年公布的數據，河北省出生性別比最嚴重的某地級市達到134.3，即每出生1000個女孩，就同時出生1343個男孩，這個數字大大超出了全國平均的118。

河北省社發展研究所所長周偉文向《中國新聞周刊》講述了她在邢臺、邯鄲等地調研時了解的情況：重男輕女在河北民間有其文化原因，出殯時必須由男孩“摔罐”“打幡”，甚至閨女出嫁也必須由舅舅主持。重男輕女不光在民間根深蒂固，在各個社會層面都冥頑不化。這已經不能簡單歸咎于經濟落后，因為很多富裕起來的地方，重男輕女思想仍然嚴重，甚至在一些高知階層，也有這種觀念。

“有些領導同志，嘴上說著‘堅決計劃生育，男女都一樣’，背地里卻想方設法地讓第一胎生男孩。”周偉文說，她在河北見過很多這樣的官員，甚至有些官員級別“很高”。

周偉文表示，由傳統觀念導致的人口出生性別比失衡已經持續了多年，其嚴峻的后果將在隨后幾年顯現出來，變成嚴重的社會問題，實際上，河北省的有些貧困村莊已經逐漸變成“光棍村”，姑娘想借出嫁擺脫貧窮，而固守家園的男子則娶不到媳婦。

在周偉文擔任副會長的河北省人口研究學會已連續幾年向政府建議，采取措施以減輕人口出生性別比失衡造成的社會的問題。

人口出生性別比失衡的另一個結果，就是拐賣兒童犯罪在河北省很多地區大有“市場”，據劉玉成透露，“ 2012·4·19”案有一個新的特點：女嬰“售價”雖然偏低，但甚至比男嬰還“搶手”。“這個問題值得研究。”他說。

“2012·4·19”案覆蓋7個省的販嬰網絡構成一個泯滅人性的“市場”，在這個“市場”中，尚未出生的胎兒被當作“商品”，被議價、運送，拍賣、銀貨交割。偏遠、貧窮的四川涼山州成為拐賣嬰兒的輸出地，它反映出拐賣婦女兒童犯罪的另一個側面：社會資源、生育資源分布的不均衡，造成了親生父母把自己的親生骨肉當作“商品”出售。

平鄉縣公安局副局長閆須利剛從四川涼山州辦案歸來，他向《中國新聞周刊》分析說，涼山的社會環境、自然環境都非常落后，這是拐賣輸出地特殊的社會基礎。

“鹽源縣最好走的是一條省道，120公里長的路，足足走了3個小時。好不容易找到那些出賣親骨肉的父母，他們根本不知道那樣做是犯罪。賣一個孩子可以賺2萬至3萬元，這筆錢在涼山是筆巨款。”閆須利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