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生簽名倡導拒收紅包（資料片）

　　“紅包焦慮”之所以耐人尋味，源自“身不由己”的社會氣場已滲透進生活的每一個角落。饋贈或宴請的背后，我們讀出的不僅僅是“被綁架的人情”。當社會層面的信任危機，渲染進我們這個“熟人社會”的生存法則里時，守住底線的道德力，總顯得那么軟弱無力。想擠出“紅包”里的膿，還需要我們抖摟出“一針見血”的制度魄力。　記者　王斌從眾之癢——解密“熟人社會”的生存法則

　　紅包焦慮，之所以耐人尋味，是因為焦慮的不是一方，而是來自收受紅包的兩只手——送紅包的不甘與無奈，收紅包的雖糾結卻總愿將潛意識里的“原罪”歸咎于“身不由己”的社會氣場。

　　電視劇《心術》里，陳力在母親手術后出現問題時，大罵霍思邈因為沒拿紅包所以不給病人好好治療。而在現實的醫患關系中，我們看到的更多的則是患者及家屬在求生本能下，硬塞紅包的尷尬場景。

　　上世紀著名的社會學者費孝通曾認為，在中國傳統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就像石頭丟入水中，在水面形成的一圈一圈的波紋，被波紋所推及的就產生了關系。而有關紅包的社會氣場，書評人張淼曾提及過這樣一個外來人思維被迫“轉換”的案例。《禮物、關系學與國家》的作者楊美惠，曾于上世紀80年代在國內體驗工廠生活時做過關系學的社會調查。她意識到禮物在社會網絡中的流動構成了一種非市場性交換，參與的雙方具備“有義務給予、有義務接受、有義務回報”的默認特點。無論饋贈還是宴請，都是為了交換和加深個人關系，培養一種相互依賴的網絡。張淼總結道，除了實踐，中國人也愛說關系的故事，愛聽某人找到辦法打破體制限制的故事。這往往給那些一籌莫展的人提供新的思路：原來事情可以這樣辦。不用對抗固有體制，不用付出高昂代價，問題照樣能解決。

　　談到“紅包依賴”，四川省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副所長胡光偉則解讀說，在“陌生人社會”中，熟人、人情血緣仍然存在，這些是任何社會都不可徹底根除的，關鍵在于不能用這些來排斥、動搖制度。“我們要建立的是一種新型的人際關系，以打破人們對人情和關系的心理依賴。”

　　透明之痛——稀缺資源壟斷，倒逼社會信任危機

　　不能否認的是，當下紅包的泛濫，已遠超過親情所能溫潤的田地。鋼筋混凝土的城市里，這所謂的“情誼暖流”，實則暗含著我們的社會關系領域，人與人之間環環相扣的信任危機。

　　“也許有一天，當‘關系’在中國現代都市中逐漸衰落后，人們又會懷念起那種充滿人情味的人際關系，許多人已經在抱怨和聲討大城市的人際淡漠。”一位網友的這番評論，曾引起廣泛的共鳴。但不能否認的是，當下紅包的泛濫，已遠超過親情所能溫潤的田地。

　　君不見，紅包送得多的地方，往往是利益交匯集中之處。醫生天生所具有的權威，及對醫療資源的掌控，病人往往沒有辯駁與回旋的余地；又譬如學校教師，當精英化教育的理念被灌輸進家長的頭腦中時，孩子在學校一點一滴的優待，都可能成為左右其成才與否的砝碼。而放眼一些職能部門，灰色地帶的交錯，更讓討巧者樂于鉆營這通達的捷徑。

　　醫生退回車禍患者家屬500元紅包，并按照醫療規程停藥、通知患者出院。患者家屬懷疑醫生得了肇事方好處，憤怒之下打破了主治醫生的頭。今年7月，江西省高安市一名醫生“拒收紅包反被打”的事件再次引發網民對醫患關系的拷問。

　　諷刺意味案例，出現的并非“無厘頭”。紅包“包滿”了對醫生與肇事者天然不信任：醫生靠不住會被“收買”，肇事者靠不住的會千方百計推脫自己的“責任”。時評作者清江的這番解讀，讓我們看到，在公共資源被壟斷的現實里，在“潛規則”云霧繚繞的氣場下，信任已變得越來越奢侈。

　　機制之思——一紙簽字協議難承利益之重

　　“紅包”現象之所以泛濫且頑固，有道德層面的問題，但更深層的原因還在于不良利益格局的推動。

　　今年8月初，衛生部出臺醫患簽字不收紅包的規定一度引發熱議。而針對教育領域“紅包泛濫”，2010年12月，教育部就曾發布被業界稱為“八不準”的禁令，規定老師“不準收受學生及家長的禮品、禮金、有價證券、支付憑證或其他財物。”

　　就在衛生部出臺上述規定后，人民網一篇評論引發了眾多網友的關注。這篇題為《一紙簽字協議難以承受“紅包”利益之重》的評論，道破了當前破解醫療紅包泛濫的任務艱巨——僅憑一紙桌上協議，顯然難以解決沉疴已久的桌下問題。而頗具玩味的是，連衛生部新聞發言人鄧海華也似乎認同了這一觀點，他曾表示,“衛生部一直在加強紅包的治理，在解決體制機制那些根本性問題的同時或者在這之前，采取一些有效的手段，來進行這樣的綜合治理是有必要的。”

　　破解紅包之痛尚需時日，這是我們從衛生部新聞發言人話語中體味出的“殘酷現實”。當中國式紅包，已超越“被綁架的人情”這一狹小的范疇時，沒有一種健全的制度，不放在玻璃瓶中審視我們的社會關系，守住底線的道德力量，往往軟弱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