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創作經驗：查《辭海》寫海島小說“真能忽悠”

　　莫言曾經有過當兵的經歷，而且還被提干過。他回憶說，當時的心情非常激動，“比得了諾貝爾獎還激動”。因為他覺得自己完全變成另外一個人，變成軍官就意味著不用回農村，命運徹底改變了。

　　不過莫言最終還是選擇了文學道路。從1981年公開發表第一篇短篇小說《春夜雨霏霏》至今，莫言出版了眾多篇幅不等的小說、散文集，以及影視文學劇本和話劇等。他的作品被翻譯成英語、法語、西班牙語、德語、瑞典語、俄語、日本語、韓語等十幾種語言，并先后斬獲了海內外諸多獎項。

　　談到自己的早期作品，莫言說那時候年輕，初生牛犢不怕虎。而今回過頭來一讀，發現都是模仿之作。當然模仿得比較高明，不是一字一句抄的，而是模仿人家作品的氛圍、語言、感受，那種節奏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背后的范本在哪里。

　　莫言當時為了找素材可謂挖空心思。他本來在山里面服役，但是要寫海島的小說，沒有生活怎么辦？只好查《辭海》，把《辭海》有關大海、海浪、臺風、海底植物、魚的名字，查了很多，寫了一篇《島上的風》。莫言笑稱，現在看那時“真能忽悠，寫的像真事兒一樣的。”

　　提到后來被改編成電影廣為人知的《紅高粱家族》，莫言稱現在已經寫不出，“寫出來的肯定是另外一部作品”。因為那種膽大妄為、天馬行空，已經無法做到。

　　他認為，作家的創作風格是和他整個的生活密切相關的。當年寫《紅高粱》，沒什么理論，就感覺應該那樣寫，結果還挺好。后來讀書讀多了，理論學多了，反而覺得要雕琢，搞出來一看就很匠氣。

　　多年的創作過程中，莫言坦言也有不少煎熬的時刻。碰到寫不下去的時候，自己會抽煙、來回散步、轉圈、抓耳撓腮，或者看看電視、雜書。

　　他回憶說1990年有一段時間，自己曾經在40天里一個字都寫不出來。后來獲得茅盾文學獎的《蛙》，本來是2005年想寫的。但寫了大概5萬字之后，就寫不下去了。感覺突然無法繼續，人物到底該怎么發展不明確了，結構問題也沒有想好。于是只能把它放下來，寫另外一部《生死疲勞》。寫《生死疲勞》的時候突然感覺非常順，只用43天就寫完了40多萬字的初稿。之后過了兩年，才重新把《蛙》拿出來寫，那會兒一下子就感覺明白了，寫起來勢如破竹。

　　關于文學生態：文學相對落寞很正常

　　最近一些年，純文學的境地不復往日，不少人懷念起上個世紀80年代民眾對文學的熱情。

　　對此，莫言表示，現在文學相對邊緣、落寞，比較正常，沒什么壞處。不可能要求所有人都寫作，也不可能要求所有人都讀小說。還有電影、音樂、美術，同樣可以陶冶性情，提高人的藝術修養。

　　“你不可能再幻想80年代初期那樣，搞一個詩歌朗誦會在首都體育館萬人還滿座，一部短篇小說出來千人傳頌，天天像過節一樣。那是不正常的。”他說。

　　當被問到此次獲獎的影響，莫言連說：“很快就過去了，很快就過去了”。

　　他認為自己此次獲獎，不會對文學有長期的影響，“很快就過去。大家該怎么寫還是會怎么寫”。民眾對文學的熱情也會很快過去，一切還是會按照生活自身的規律去發展。

　　對于“近期作品較少”的原因，莫言解釋說，一方面是對自己的要求更嚴格，另一方面寫得多了就容易重復，而自己不愿意重復。

　　在莫言看來，作家是寫人的，也是寫人心的，只能通過寫作改變自己、改變社會。文學作品發揮作用是潛移默化的，這種作用是非常微弱的。

　　但毫無疑問，讀讀嚴肅文學，讀讀托爾斯泰、巴爾扎克，一方面可以增加對社會、對人的了解，另一方面也可以在這個過程中豐富自己的內心，使自己樹立人生的價值標準，明白到底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惡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