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國社科院今年下半年發布的《城市藍皮書》，2011年中國城鎮人口達到了6.91億，人口城鎮化率達到51.27%，城鎮常住人口首超農村常住人口，學界和不少決策人士視之為中國社會的一個關鍵轉捩點。

城鎮人口中有一部分是“被城市化”

在25日召開的2012年第二次中國智庫論壇上，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馬曉河對上述數字提出了質疑：“這6.91億人中有一部分人是"被城市化"的，他們是1.59億農民工。從統計資料上他們看是城市人，但他們的福利、住房、教育都是農民工式的。真實的城市化率只有40%。”

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生副所長魏后凱雖然沒有贊同“真實城市化率僅40%”的判斷，但也指出，現有的城鎮人口統計中包含大量農業人口。2011年外出農民工的人數相當于城鎮總人口的23%，而現有統計城鎮人口中，農民工及家屬占據整體的27.5%。

以“城市化”這一概念在人口以外的意義而言，農民工及其家屬很難構成真正的城市化力量。他們不受城市各項福利保障措施的覆蓋，因其高度流動性而無法穩定成為產業工人，對城市產業轉型貢獻極為有限，也達不到城市居民的平均消費水平。專家們均認為，如下一步不將農業人口轉變為真正的城市人口，城鎮化程度將止步不前，而這將直接阻礙我國“本世紀末成為中等水平發達國家”目標的實現。

魏后凱認為，越過50%人口城鎮化率的拐點之后，中國城鎮化的加速度將開始下降，今后的重點將是提高城鎮化質量，它包括一些關鍵內容：推進目前嚴重滯后的城鎮第三產業發展，建立大都市圈產業鏈分工模式，以及在中國中西部、東北地區構建一批新的增長極，以形成多元化區域競爭格局。

專家們對于第三產業發展不足的現狀并無異議。馬曉河認為，制約目前中國第三產業即服務業發展的瓶頸，在于人口沒有集聚。“人口不集聚，服務業就發展不起來。你到深圳的洗腳一條街去看，服務的人多，消費的人少，為什么？因為人口沒有集聚。”

大城市患“膨脹病” 小城鎮不斷衰落

魏后凱則認為人口的集聚呈現兩極化：大城市患了“膨脹病”，有吸納能力，無承載能力；小城鎮則不斷衰落，有承載能力而無吸納能力。他認為，上述現象的形成是由城鎮資源配置的行政化傾向導致的資源集中向大、特大、超大城市高度集中，向首都、省會、副省級城市、地級市高度集中。

中國綜合開發研究院研究員李津逵說，行政級別越低越沒有財政自主權。以順德為例，每年工商業收入是60多個億，其中自己可支配的財政收入僅6個多億。深圳市寶安區大浪街道下屬的一個社區有13萬人，只有5個籃球場，這13萬人都是新生代農民工，每年出生率是千分之十，“未來我們會需要多少錢來建籃球場？但這些錢在哪兒呢？都在深圳市。他們用來做什么呢？花2000億辦大運會。”

他認為，這種資源分配嚴重不均的狀況，導致花在民生上的錢非常少。“公共服務這塊不是市場調節的，我們能不能指望地方政府哪一天突然良心發現把這個部分改進了呢？”

馬曉河相信這并非良心發現的問題，其根本癥結在于城市并未圍繞吸引人口來建設。“可以說現在沒有一個城市考慮到這一點。現在城市是為了什么建設？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漂亮，政績，臉蛋。越有錢的城市建設得越漂亮，越大的城市公共服務越好，這就導致人口向大城市集中，越集中服務壓力就越大，最終財力承擔不了，只能用行政方法限制，于是限購等政策就出臺了。”他認為，核心問題是：我們的城市是為誰建的？需要考慮大城市與小城市各自應當怎么建，這種循環怎么才能打破。

工業化超前于城鎮化阻礙人口進城

馬曉河主張，必須破除中國“工業化遠遠超前城鎮化”的現狀：“我們考察發現，世界上城市化有三種類型。第一種是城市化和工業化同步前進，多見于先行工業化國家；第二種是城鎮化超前于工業化的國家，一般在拉美。中國是典型的城鎮化滯后于工業化國家。”

他說，這種滯后的特征在于，國家把大量的公共發展資源過早過多的用于工業化，使得城鎮化缺乏資源，人口進城就很困難，“我們在戰略選擇上晚了一步”。

魏后凱表示，社科院最近做的一個測算表明，城市高端制造業發展的關鍵由隱形成本決定，即無法用稅收等方法表示的成本。馬曉河指出，工業化超前于城鎮化表面上讓很多政府吃著農民工帶來的福利，實際上卻已經帶來了嚴重的隱形浪費資源過多投入工業化導致產能過剩，兩棲生存的農民工使得大量基礎設施空置，人口不集聚拖累長期發展。

“我的結論是，體制和公共資源要調整，要改革，不改革中國的城鎮化完不成。” 馬曉河說。（記者 劉茸）

實習編輯：孫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