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可能永遠停留在四平米

劉結章一家搬出“民工樓”的3個月后，大樓就變成了一家商務型賓館。原本分隔開的四平米又重新合攏，成為大約20平方米的標準間。每一間房都擁有大窗戶，加裝了浴室，擺進了電視。

在人們曾經睡過的天臺上，則架起了一個霓虹燈招牌，人們站在數百米之外，也可以發現這家嶄新的賓館。

現在，每次領著小女兒經過這幢大樓時，何玲還是會不自覺地看幾眼。有好幾次，在這幢大樓里長大的小女兒甚至一走近大樓就說“到家了”。何玲就笑著說：“這里已經不是家了。”

“只要你一踏出去，就不會再想回去了。”何玲說。在距離大樓大約300米外的一個招待所里，他們一家租了一間大約12平方米的房間，每月租金530元。房里有一張1.8米寬的大床，還單獨僻出一個廁所。

剛租下房子的那天，她就迫不及待地拉上兒子，去體驗一下。“啊，真是太舒服了！我們4個人并排睡都可以，不用滾下去了。”她高興地對兒子說。在四平米里，她與丈夫長期都要側著身子睡。

離開“民工樓”后，虢小球和兩個女工友合租了一間兩居室。那是80年代的房子，屋里不設廁所，墻灰大多已經脫落，但每個房間都有一扇窗戶，空氣對流。

“住在這里就像做夢一樣！”虢小球說，打工這么多年，眼下的房子是她住過的最好的一間。她的兒女都已經開始工作。去年夏天，女兒研究生畢業后去美國的一所孔子學院教書。越洋電話里，女兒總對她說：“媽媽你不要打工了，我給你生活費。”

“我可以感受得到，他們都帶著希望，覺得可以離開四平米這樣的生活環境。”在北京的展廳里，那位不懂中文的韓國觀眾說，從照片里人們的“臉部表情”中，他讀到了這點。

據歐陽星凱統計，許多“民工樓”的房客都搬到了8平方米、12平方米的房間，也有不少單身的打工者，在其他樓里繼續租住4平方米的小房間。這些打工者普遍都在老家的村里建了房子，大多打算“有力氣的時候”就留在城里打工，積攢一些錢后再回村里養老。

但劉結章與何玲有另一種“夢想”。去年年底，劉結章被一家裝修公司聘用，最近剛剛開始接“大工程”。他計劃著拼命干幾年，在長沙“把住的問題解決了”。他甚至已經了解到，在長沙郊區，最便宜的兩室一廳大概需要40萬元。

剛進城的時候，何玲不能理解為什么人人都想“花幾十萬在城里買套小房子”。“只要給我十幾萬，回村就能蓋一幢很好的房子了，寬敞明亮的。”那時她總是這樣說。

可時間長了，她就發現村里和城里“太不一樣了”。這種顯著的差別，她最先是從孩子的身上發現的。每回到城里，兒子“就像很久沒吃過飯一樣，碗里的還沒吃完，就要把桌上的全弄過來”，相比之下，從小在長沙生活的小女兒就淡定許多。她還留意到，城里七八歲的孩子見到大人“會主動喊叔叔阿姨好”，這一點，她的兒子從來學不會。

看到這些，何玲的想法“徹底改變”了。眼下，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在城里買套房子，把分別留在自己和丈夫老家村里的大兒子、二兒子都接過來，一家五口住在一起，“不用東一個，西一個”。

“我不可能永遠停留在四平米，我還年輕，還有未來，還有希望。”劉結章這樣對何玲說。這個年輕的男人一直相信，他能夠“靠自己的雙手，一步步往上面爬”。

不久前，他特意帶妻子去參觀一套自己正在裝修的兩居室。站在8樓的房子里，何玲打開了窗戶。“那里的風涼颼颼的，還能看到長沙大片的風景。”何玲笑著回憶說。她總是幻想著，如果有一天，他們真的擁有一個屬于自己的家，她要在房子里貼滿溫馨的墻紙，再放幾盆鮮花；孩子們的臥室，要用“喜羊羊”來布置，而她與丈夫的臥室，一定要鋪上印有大紅色玫瑰花的床單。（記者陳倩兒 莊慶鴻 實習生 謝宛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