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課致貧

代課教師的路實際上是越走越窄的，時代并沒給他們留下出路。

胡通彩后來回想，假如丈夫不做代課教師或許就不會招來劫難了。2003年，程興貴被清退之后承擔了大部分的農活，原先開朗的人也變得沉默寡言。“也不再翻看他喜愛的《三國演義》和《水滸傳》了。”胡通彩雖然能感受到丈夫的壓抑，卻很難理解他失去了什么。

沉寂、貧苦正在成為眾多代課教師晚年生活的主要構成部分。而時間倒退三十年，代課教師多是農村的“先進群體”，頭頂著知識的光環。而現在看來，代課教師的路實際上是越走越窄的，時代并沒給他們留下出路。

“朱老師喊他去代課，他就去了。”胡通彩回憶說，丈夫走上代課教師之路，原共和村小學校長朱應槐正是帶路人。1977年春節，朱應槐來到山坳里的程家，邀請程興貴做代課教師。當時程興貴已經結婚并有了小孩，一家人住在祖上留下的土坯瓦房中。聘任經過村干部楊家均的確認，就定了下來。

那時，剛結束“文化大革命”的國家正艱難走出泥潭，鄉村教育停滯已久。在鹽津縣山區的小學，殘破的教室里人滿為患，除了適齡學童外，不少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也是第一次走進學校，學習最簡單的阿拉伯數字。“學生多了，老師不夠了，根本忙不過來。”82歲的退休教師朱應槐仍記得當年教師缺乏的狀況，一個老師往往要帶幾個年級。

1977年3月初開學時，22歲的農民程興貴正式站上講臺。朱應槐說，開課那天程興貴穿著卡其布的中山裝，腳上穿著新的解放鞋，很是精神。從那時開始，村民無論老少都叫他“程老師”，年輕的程興貴還有些羞赧。

程興貴最初代課的報酬是每月10元錢，每課在生產隊計入八分工。生產隊分的糧食可以勉強糊口，工資則被家里用來買鹽巴、煤油，程興貴愛抽的“春耕牌”香煙賣一毛二分錢一包。胡通彩回憶說，教學期間程興貴常常天沒亮就起床打著火把出門了，從家里到共和村小學要翻三座山，七公里山路要走一個多小時。后來，為了不遲到，程興貴選擇了住校。

隨著村小師資的補充，程興貴到了村里更為偏遠的水溝小學任教，工資也漲到了26.5元。1986年開始實施的義務教育法，極大地提升適齡兒童的入學率。為了讓孩子上學少走一些山路，村里決定在黃泥磅成立一個初小，接受附近三個生產隊的孩子念書。程興貴被指定為帶頭人，和村民建立起三間土坯瓦房，建成后他就成為黃泥磅小學的校長和唯一的老師。后來，學生多了，老師增加到四人，都是代課教師。

“每天都要把孩子們接送過河，有的孩子太小，往往屎尿拉在褲子上了，他也要負責洗刷干凈。”侄子程正平曾是程興貴的學生，中學畢業后也做了代課教師，成了叔叔的同事。他代課三年后感到自己“誤人子弟”就離開了，“不能像叔叔那樣耐心，寫得好，口才也不錯”。

“他勤懇踏實，教學上也很細心。”朱應槐說，程興貴的工作證明他當老師是合格的。胡通彩也記得，丈夫曾聊起自己對“把答案抄在黑板上讓學生抄襲得高分”現象的不屑，他說“不會為了一點獎金，教壞學生脾氣”。

代課教師境況的相對惡化在1990年前后開始加速。那時，外界信息開始影響深山里的人們，不少山民外出到廣東打工，一些富裕的家庭開始有了黑白電視機。外出的人們衣著光鮮地返鄉時，山里的平靜打破了。

1995年，程興貴的工資漲到了每月135元，與正式教師七八百元的收入仍是懸殊，甚至也不如那些外出務工的人們了。因代課致貧，程興貴的兒女中沒有一人念到高中。彝良縣長溝小學代課教師張緒貴處境更為凄涼，2009年他的妻子不堪生計窘迫離家出走。等到2011年，考上云南大學的兒子也因家庭窮困退學，只得外出打工。

程興貴記錄下他教師生涯的困頓，在留下的賬本中“割肉記賬”就有好幾個篇目，購買一個7.54元的東西也要“每人攤1.5元”，甚至是遲到被扣一元錢都記錄在冊。程興貴一度動搖，放棄了講臺到了文山一個企業里做會計，每月200元。但后來證明，他放不下教師的工作和山里的孩子，一年后他又回到水溝小學。

如今，從程家祖宅望下山去，處處都是村民蓋起的明亮樓房。而程興貴一家仍住在祖上留下的土坯瓦房中，即使在正午屋里也黑黢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