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居憂　進城農民難舍土地

30多年前的城鎮化發端于農民從土地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由此出現了全世界最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在新型城鎮化推進過程中，土地制度改革仍是關鍵因素。

一些在北京、深圳打工的農民工接受采訪時對記者說，由于不清楚未來土地政策的變化，他們對于在城市里安家仍心存后顧之憂。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認為，在缺乏穩定的定居預期的情況下，外出的農民工不敢轉讓承包土地的經營權，更不愿意放棄已經閑置的宅基地，造成在最嚴格的土地管理制度下，土地的生產和生活利用率卻有所下降。

經濟學家厲以寧曾表示，在推進城鎮化過程中，土地確權要先行一步。他甚至認為，土地確權堪比另一次“土改”。

事實上，土地確權被看作保障農民土地財產權利的基礎性工作。通過確權，農民能夠拿到依法登記、具有法律效力的土地承包經營權證和宅基地使用權證，獲得更加穩定的預期，在城鎮化過程中真正能夠“走得出去”。

2012年底，國土部已基本完成了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的確權工作，農業部門則提出用5年時間基本完成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頒證工作，妥善解決農戶承包地塊面積不準、四至不清等問題。

成都作為國家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從2008年開始推行以“還權賦能”為核心的農村產權制度改革。通過確權頒證，農民獲得了集體土地的使用權、經營權以及由此派生出來的轉讓權，使得農村產權更為全面。

據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綜合課題組的研究，成都土地制度改革的路線圖是，在農地確權的基礎上，以土地指標交易帶動農村土地綜合整治，加大集體土地流轉、推動土地資源的市場化配置、促進城市化。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副院長孔祥智認為，隨著農村土地所有權、使用權和經營權得到強化，再通過征地制度改革，將約束地方政府征地行為，大大提高征地補償水平和土地利用效率，并改變此前粗放的城鎮化發展模式。

清華大學教授蔡繼明則提出“農民自主型城鎮化”的概念，即鄉鎮集體在符合城鄉規劃的前提下，不經過土地征用，在集體土地上推進工業化和城鎮化并實現農民生產方式轉變與分享經濟成果的城市化模式。

蔡繼明認為，農民自主型城鎮化保障了農村集體土地的權益，體現了農民當家作主的地位，使農民充分享受了工業化城鎮化的成果，縮小乃至消除了城鄉二元結構所產生的各種差距和矛盾，同時也減輕了政府的財政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