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雙兵

作為一位民轉公的農村教師，憑著“公糧”，張雙兵本可以過著在當地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安康日子，“慰安婦”三個字改變了他的一生。他沒有財力、也沒有地位，但他堅守了21年。

穿著化纖的外套，張雙兵的舊鞋上沾著土，消瘦的他語調低沉有禮，但總是不自覺地鎖著眉頭，“家里不支持我，老是吵架，但是也沒有辦法。這個事情我既然擔起來了，就要扛下去，不繼續做這件事，無法給這些老人一個交代。”

張雙兵有一女一兒，妻子多病，上面還要贍養兩位老人，多年來都是家里唯一的壯勞力，但由于他把大量的精力和金錢都投入到為慰安婦奔走的事業中，家里缺人干活，妻子累得受不了，就和他鬧別扭。到2000年，雖然全家省吃儉用，還是欠了四五萬元的外債。

好在1996年后，張雙兵轉為公辦教師，收入每個月有幾百元，兒女也陸續長大了，一直到這幾年才慢慢還清欠債。但由于尋訪常常需要請假，學校有意見，有30多年工齡、已經內退5年的張雙兵至今還是初級教師，收入比同輩低一截。

“是命運找到了我。”張雙兵抓了抓頭發、嘴角往上彎了一彎。

難找中國律師無奈用日本律師

和羊城晚報記者談及15年的申訴之路，張雙兵只有無奈，“我們民間能做的，已經都做了，現在這個結果，老人們和她們的親友非常失望，但是也沒有辦法。”

1992年初，時任中國駐日大使楊振亞指出：逼使婦女充當慰安婦“是當年日本軍國主義者在亞洲犯下的可恥罪行之一，有報道說，在中國婦女中也有受害者。我希望進一步查明事實真相，我們在注視這個問題”。

同年7月，日本駐華大使館向中國政府通報了有關慰安婦問題的初步調查結果，他們承認，調查結果表明日本政府參與了慰安婦的征召和管理。中國外交部立即表明了立場：“無論今后日本采取什么措施，希望日本把中國與韓國同樣對待。”

看到了這些消息的張雙兵，立刻找到了他認識的受害者們。在他的牽線搭橋下，1992年7月，5位受害女性——侯冬娥、劉面換、馮壯香、劉二荷、陳林桃，還有兩位男性勞工，把積聚了50年的怨憤凝集成一紙申訴書，作為中國第一批申訴者，向日本政府正式提出申訴，要求日方公開道歉、并支付每人最高至12萬美元的賠償，但日本毫無反應。

1994年，日本律師以勝訴后收取代理費為前提找到張雙兵，一起在山西調查取證。數名中國慰安婦表示愿意出庭作證、起訴日本政府，日本律師隨之接受委托。1995年，日本法院正式受理了首批4位中國慰安婦的索賠請求；1996年，第二批兩人起訴；1998年，第三批10人起訴。時隔50多年，有的老人在初見日本人的時候，還會恐怖得昏厥過去，但她們依然堅持了下來。

隨后從1996年到2007年，幾乎每年張雙兵都會組織受害老人赴日開庭、開控訴會。但遺憾的是，無力自籌經費的他們一直只能依靠日本律師、日本經費，“我開始找過中國律師，覺得還是花自己的錢體面。但很遺憾，沒找到。”張雙兵說。

雖然鐵證如山，但經過3次判決，三批老人全部敗訴。2007年3月18日，張雙兵和老人們等來了日本方面“最后的判決”。日本法院最終的判決承認歷史罪行，但不予賠償。張雙兵至今不能理解：“不予賠償，就是不想承認罪行，而且沒有道歉。”

由于屢屢敗訴，日本律師方面也不愿意再接受新的委托。羊城晚報記者了解到，雖然后來又有三四十人愿意提出起訴，卻無人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