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開啟“全方位”外交
瑪雅：有人說，毛澤東時代外交是革命外交，中國反對兩霸，支持第三世界人民革命。鄧小平時代外交是利益外交，以大國關系為重，美國尤其是重中之重，與第三世界國家關系疏遠了。看來這個說法有失偏頗，鄧小平時代中國已經開始了“全方位”外交。
章百家：80年代中期，鄧小平認識到，世界大戰可以避免，并提出當代世界的主要問題是“和平與發展”的論斷。這一論斷為改革開放和建立全方位對外關系提供了有力支撐。早在1955年的萬隆會議上，周恩來就把新中國的外交政策概括為“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反復重申并堅定地奉行了這一政策。
80年代末90年代初，雖然發生了國內政治風波、美國等西方國家對華“制裁”、蘇東劇變、海灣戰爭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國的對外政策卻沒有出現大的波動，保持了前所未有的穩定和連續。
1991年夏天，在對國際格局的重大變化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思考后，江澤民等中國領導人提出：兩極格局已經終結，世界正朝著多極化的方向發展；和平與發展的主題沒有改變，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國爭取一個良好的國際和平環境和周邊環境是可以實現的。這種認識使得中國外交朝著更加務實的方向發展。
從1992年至世紀之交，與改革開放相配合的外交政策進一步發展并結出累累碩果。在這個階段，國際、國內兩方面因素都對中國外交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國際方面的兩個主要因素是冷戰結束后國際政治格局的調整和經濟全球化的加速，國內方面的兩個主要因素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香港、澳門回歸。與此同時，大陸與臺灣的關系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兩岸人員往來頻繁，經濟聯系日益密切。至世紀之交，中國基本構筑起全方位、多層次的對外關系格局，既考慮到同大國和發達國家的關系，也考慮到同周邊國家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關系，既重視發展雙邊關系，也重視多邊外交活動。
從推進四項歷史使命的角度看，這個階段取得的進步是無與倫比的。中國的現代化進入了起飛階段，在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已基本具備了一個大國所應有的實力，國家統一取得重大進展，中國社會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變化。
值得借鑒的經驗教訓
瑪雅：回顧60年中國外交的發展，有哪些經驗教訓值得今天借鑒？
章百家：從60多年的歷史中，可以總結出兩條基本經驗：
第一，成功的大戰略必須兼顧四項歷史使命或目標，即現代化、大國地位、國家統一和社會變革；而在確定階段性戰略目標時，又必須對自身的定位和能力有清醒的認識。一旦忽視了四項使命的平衡，在某個方面提出不切實際的目標，將使中國的發展遭受曲折。外交是大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配合大戰略的實施；但外交本身并不能承擔起如此重任，而只是實現目標的手段之一。中國的經驗表明，最重要的是把國內的事情做好。即便與外交關系最直接的大國地位，它的確立也要以現代化的實現、國家統一的完成和中國社會的進步與和諧為基礎。
第二，對國際形勢的清晰、準確的判斷是制定大戰略的關鍵。國際形勢是時時變化的，但在這種變化中，哪些是量變，質變何時出現，必須判斷清楚。中國的經驗表明，作為大國，一旦把握住國際形勢發展的大趨勢，就能夠制定出成功的大戰略。而中國的主要教訓是，一旦將形勢中的量變視為質變，急于做出反應，頻頻進行政策調整，就會付出沉重的代價。另一個主要教訓是，低估或高估外部威脅都會付出代價，而由于歷史重負，中國傾向于高估外來威脅，并為此付出過極其沉重的代價。
瑪雅：中國今天從30年改革開放的“請進來”轉而開始“走出去”，通過分享全球資源來創造財富，經略世界，在這個時候，中國外交面臨哪些新情況、新問題？
章百家：我認為，有以下三個新情況最值得注意：
第一，冷戰結束后出現的一超多強的局面雖然沒有發生根本變化，但世界發展的不確定性增加了。從80年代末起，引起國際格局變動的不是世界大戰，而是非戰爭重大事件——蘇聯解體、“9·11”恐怖襲擊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這些事件發生前幾乎都沒有被預見到，產生的影響在短期內也難以估量，今后也難保不再發生類似重大事件。
第二，國際形勢不再是“外部環境”，我們在研判國際形勢的發展時，必須加入中國自身的因素。對外國人來說，中國的崛起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中國的一舉一動都引人關注。中國已成為當今世界形勢中最重要的變量，至少是最重要的變量之一。
第三，中國改革開放進入了關鍵時期，國際格局仍在變動之中，這樣一種內外變動的重疊使中國處于一個敏感期，中國將長期處在一個安全瓶頸之中。一方面，隨著改革的深入，中國面臨著不少前所未遇的新問題，內部壓力增大；另一方面，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增長，其他國家正在重新審視中國，外部壓力也必然增大。
面對這些新情況，在探討我國大戰略和現階段發展目標時，應著重把握以下三個問題：
第一，改革開放仍是中國必須堅持的大戰略。無論外部世界怎樣，中國最重要的目標在國內，即在2025年建成以實現公平、公正與和諧為特征的全面的小康社會。中國的戰略與外交調整必須配合這一目標的實現而展開。現今中國的改革開放與上個世紀已經有所不同，改革所針對的主要是由市場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新問題。改革的難度加大，并且是在高度開放的條件下進行的，這使得堅持改革開放，與時俱進地調整戰略與外交必須結合四項使命，找準重點并注意各方面的平衡。
第二，中國長期以來屬于第三世界或發展中國家的定位，目前正在發生變化。從經濟總量來看，中國名列世界第二位，但按人均計算，中國仍屬發展中國家。我們常說，中國是“發展中大國”，這其實是一種雙重身份。由于這種雙重身份，一方面，我們必不可免地要承擔更大的國際義務，但必須量力而行；另一方面，我們要強調自己發展所需的利益，而這種利益又要得到其他國家的承認。這將是一個長期磨合的過程。
第三，合理設置我國的外部目標，當務之急是鞏固已經取得的大國地位。中國現在無疑已是一個世界大國，但同時也是一個存在不少軟肋的大國——經濟體制的完善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待大幅提高，國家統一尚未完成，政治文化方面的軟實力也需要進一步發展。在實行真正的不結盟政策時，提出過高的外部目標極易引起外部世界的連鎖反應。中國早已莊嚴宣示“永不稱霸”，走“和平發展”之路。中國所希冀的大國地位也必然應該是新式的，以本國的繁榮、人民的安康、世界的和平與和諧為目標。
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 編輯：鄧京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