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今年實施的49片棚戶區改造為例，拆除了468萬平方米，在這468萬平方米土地上，可以進行綜合性房屋開發建設，建廉租房、經濟適用房、公租房，還可以利用一部分土地資源蓋一些商品房，商品房在某種情況下的銷售收益就可以平衡到這些政策房之中。

魏偉說，“整個資金都可以通過資源潛力的平衡給予消化。”當然這里所說的消化實際上也等于政府讓利。例如群力新區，如果這塊地不拿來做保障住房，本身就有好幾十億的效益。

土地的收益在一定程度上也補充了像群力新區這種政策房的開發。事實上，這49片棚戶區基本上都是這樣來平衡的。政府拿到的所有收益都應該投入到建設保障房，通過政策上的安排回饋給老百姓。魏偉說，在今年的保障性住房建設過程當中感到來自資金的壓力并不是無法承受，主要是這種資源平衡解決了大部分問題。“資金上肯定是有困難，但最重要的是政府能夠犧牲在土地運作中的利益，把它補貼給老百姓。”

實際上構成政府資金壓力的主要是兩類，一類是公租房，一類是廉租房，這兩類保障房短期內沒有收益，政府必須把錢押進去，難度最大，需要平衡的也是這兩項。

當然，另一方面，國家和省一級都有政策性的專項補貼資金，用于保障性住房的建設。中央財政代發地方政府債券，這部分錢必須百分之七十以上用于保障住房建設，同時，國家財政也給錢補助，國家財政是廉租房1平方米補400元，公租房1平方米補100元。對地方來講，這個錢到了具體的項目就感覺分量很輕了，因此還需要借錢來滿足具體項目運作期間的資金流動需求。

例如，通過政府成立的公司平臺進行融資，適度規模地利用銀行貸款，以及利用公積金貸款。

最大的障礙是拆遷

但從全國來看，保障房建設的進展仍然緩慢。中央政府當然是相當著急的，承諾的1000萬套保障房建設計劃能否完成仍然是未知之數。這關乎政府的誠信問題。

究竟是什么阻礙了保障房建設的進程？在國家行政學院一次有關保障房建設的專題培訓中，魏偉發現，從中央到省級再到市級，大家對于這個問題的認識其實并不一致。

站在中央的角度認為，國家層面的財政補助以及各方面政策支持力度已經很大，地方應該增加資金的支持力度；到了省一級則認為，中央的支持力度還有加大的空間；而到了市一級，他們認為，資金是難題，但最現實最突出的難題在拆遷。

“一個是拆遷，一個是錢。錢是認識問題，是執政理念的問題，哈爾濱困難不？比其他地方都困難，我都能整出錢來，他們怎么整不出來錢？但拆遷問題確實太難了。”蓋如垠感嘆。

新的《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于年初正式實施后，行政強拆也宣告退出了歷史的舞臺。從個人權益保障的角度，這當然是歷史性的進步。而從地方政府的角度，他們幾乎失去了“征拆事業”中最有效的手段。這使得征拆工作異常繁難。

“整個拆遷進度都放緩了，過了獎勵期之后就進入一個僵持階段。我們正在愁的就是征拆問題如何破題。”魏偉說，他們迫切需要法院的配合。

根據新條例的規定，只有法院擁有強制執行權。但法院沒有足夠的人力，面對這么大的征拆量也非常懼怕，這是矛盾所在。

全國都如此。據參加會議的官員透露，6月11日在石家莊召開的全國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會議上，各地反映的難題幾乎都是拆遷。住建部方面沒有作答，當然也無法作答。

來源：人民網-《中國經濟周刊》   編輯：許銀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