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委員奔走尋覓

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的現實路徑

　　去年12月27日，南京火車站廣場，趕在春運前返鄉回家過年的農民工。安心攝

　　征地造成大量“偽城市化”農民，未享受市民待遇。劉道偉繪

他們出身農村，卻有著明確的城市夢想，遠離父輩眷戀的土地和故園，他們漸行漸遠；然而，盡管城市在他們手中越來越豐富，但融入光鮮的城市生活，卻有著重重阻礙。新生代農民工，一個充滿改變力量的群體，一個需要出路規劃和空間設計的群體。

去年下半年，全國政協副主席鄭萬通率領全國政協委員視察團，先后赴農民工輸入大省浙江和輸出大省四川視察，視察的題目是“發揮新生代農民工在城鎮化進程中的生力軍作用”。

深入工廠企業、職業學校、居民社區，廣泛聽取政府部門、專家學者、農民工代表、基層群團組織等各方面意見，專門召開會議研究論證，全國政協委員們馬不停蹄、上下求索，尋找1億多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的頂層設計和現實路徑。

明確新生代農民工的政治定位

技能培訓不足、維權力度不夠，醫療、養老、子女教育、住房等保障不到位，農民工及其子女在城市“進得去、留不下”……

盡管政府多有舉措，社會高度關注，但顯然，工作仍處于破題階段，并未形成整體推進之勢。隨著視察的深入，委員們發現，政出多門、力量分散，政策缺位、錯位和貫徹落實不到位等現象普遍，因此也難以形成目標指向一致、集成效應凸顯的政策群、政策鏈。

“這些問題的產生，客觀上是由于城鎮化和工業化不同步，地域、職業轉換與身份轉換不同步造成的，主觀上是因為對新生代農民工的政治定位還缺乏根本把握。”全國政協常委、國家發展改革委原副主任王金祥指出。

視察團指出，必須明確新生代農民工的政治定位，進而形成從理論到實踐、從頂層設計到基層落實、從輸出地到接收地、從具體政策到人文關愛的統籌協調的制度體系，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才能取得實質性和突破性進展。

隨著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入推進，傳統意義上的工人階級隊伍急速分化重組，農民工群體開始大規模地、歷史地登上舞臺。數據顯示，截至2010年底，農民工在加工制造業、建筑業、采掘業及環衛、家政、餐飲等服務業中已占從業人員半數以上。目前，新生代農民工占我國2.3億職工人數的近一半，已經成為當代中國工人階級的重要組成部分，并將逐步成為主體。

在視察過程中，視察團團長鄭萬通多次指出，在新的時代背景下，新生代農民工群體不僅在很大程度上代表著中國工人階級的現在，也昭示著工人階級的未來。能否以他們為基礎和依托，重組中國工人階級隊伍，重塑中國產業大軍，重振中國工人階級雄風，事關黨執政興國的戰略任務和社會主義事業興旺發達根本目標的實現。

應該看到，與傳統工人階級相比，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具有訴求多元、組織化程度低、組織紀律性不強的特點，其政治信仰、價值取向有待加強，其職業技能、創新能力還有待提高。

視察團建議，應切實加強對我國工人階級隊伍和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現狀及發展演變趨勢的戰略研究，出臺有效政策措施，使新生代農民工的政治覺悟、理想信念朝著工人階級的先進性來轉變，使他們的流動性朝著相對穩定的方向來轉變，使其松散性朝著組織化的方向來轉變，從根本上強化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

暢通制度渠道和產業通道

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問題，沒有現成的國際經驗和歷史經驗可以照搬，必須大力破除現有體制機制障礙，在重點領域、關鍵環節上形成突破和進展，進而帶動全局。

改革戶籍和土地制度是繞不開的難題。中央已有既定方針，即逐步解決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在城鎮就業和落戶。但農民工市民化快速深入推進，這項改革凸顯重要和緊迫。

戶籍制度改革之所以推進乏力，根本在于附著在制度之上的教育、就業、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權益和福利，因此盡快剝離這些利益，成為關鍵環節，而途徑就是大力推進城鄉、區域間公共服務均等化。

視察團認為，在農民工落戶問題上，應采取差別化政策：中小城市、小城鎮應盡快取消實現穩定就業創業農民工的落戶準入門檻；而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也應積極研究放寬相關政策，通過“積分落戶”等辦法，暢通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的制度渠道。

視察過程中，成都等地推行的“還權賦能”、“確權頒證”等農村土地管理制度創新讓委員們眼前一亮。這項創新不僅對推動農民市民化進程發揮了積極作用，也有力推動了抗震救災和災后恢復重建。“對于各地針對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的探索，只要始終堅持農民自愿和維護農民利益的根本原則，就應充分鼓勵、支持創新。”全國政協委員、國家統計局原局長李德水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