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代表選舉因其攸關中共、中國未來5年走向，備受海內外關注。其中一線黨員代表比例增加、黨員領導干部比例減少的消息，成為解讀風向標。

在中共中央印發《關于黨的十八大代表選舉工作的通知》的第二天，2011年11月2日，中共中央組織部以答記者問的方式披露了本次黨代表選舉的諸多關鍵性數據，除總人數2270人之外，還包括：多于15％的差額選舉比例、生產和工作第一線黨員增加到一般不少于32％、黨員領導干部比例減少為一般不超過68％、省區市工人黨員代表所占比例一般要達到本省區市代表總數的10％等。

這份注定被人反復細讀的名單將以姓氏排名，并不會標注職務，在五年前中共十七大代表的大名單中，排在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前后的，分別是浙江海寧市人民醫院普外科主任胡娟英和胡耀邦之子、全國工商聯第一副主席胡德平。

“但是比這些數字更重要的是選舉本身的程序。”中央黨校黨建部主任王長江說，在他來看，擴大和坐實選舉權是黨內民主的最佳切入口，也是黨內民主的生命。

從“兩新”組織成員到工人代表

從文革結束后的中共十二大到十六大，黨代表的名額分配一般都是按照工業、農業、科技、文化、教育、衛生、體育這樣的大行業劃分，但會突出一些特殊身份的要求比例，如婦女黨員代表、著名勞動模范和戰斗英雄等等，鮮有具體提及某種職業身份。

在中共十七大時，被公認的最大亮點則在于選舉原則的《通知》中，第一次提出“要有適當數量的新經濟組織和新社會組織的黨員”，將“兩新”組織納入執政黨一線被黨建專家分析為“充分尊重社會現實”。因為根據中組部公開的數據，截至2006年底，全國非公有制企業中共產黨員已達286．3萬人，從2002年至2006年，全國非公有制企業黨組織數量由9．9萬個增至17．8萬個，增長79．8％。那一屆以新社會組織身份當選的代表中包括第一個律師界黨代表、重慶市律師協會會長孫發榮。五年前孫發榮在接受采訪時就強調，希望“把我們這個階層的觀點訴求帶到十七大去”。

但是《關于黨的十八大代表選舉工作的通知》以及中組部的答記者問中都基本沒有專門提及“兩新”組織成員，取而代之、最引人注目的一點是強調提高生產和工作第一線的黨員代表比例，尤其是強調工人代表一般要達到10％。中央企業系統（在京）的工人黨員代表數也要明顯增加，工人黨員代表中，既要有產業工人和金融、商貿、交通、市政等服務性行業和領域的工人，還要有適當數量的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的工人，此外還要選舉農民工代表。

據了解，此前的工人代表比例要求雖然沒有明確公開，但一般是3％左右。香港媒體就將這樣大幅度提升工人代表的比例評論為“中共將堅持并進一步突出其以工人階級為基礎的政黨性質，也與胡溫政府提倡的注重從一線基層選拔官員的干部路線相吻合”。但是黨建專家都認為，與工人代表的階層身份相比，更重要的是他們來自基層和一線。

工人代表這10％的比例將會被納入生產和工作第一線黨員“一般不少于32％”這個更大的范圍之中，與此對應的是黨員領導干部比例減少為一般不超過68％。這個比例不見得能嚴格完成。在十七大的時候，之前的部署兩個比例分別為30％和70％，但最終的選舉結果是一線代表為28．4％。但不管如何，一線代表比例的增加和領導干部比例的減少一直是黨代會的大趨勢，十四大時兩個數據分別是22％和78％，十六大就成為24．3％和75．7％，十七大是增加比例最明顯的一次，增加了超過4個百分點。這一次雖然計劃中的增幅有所減少（增加了2個百分點），但方向未有變化。

王長江很關心干部代表比例的降低，因為“干部是掌權者，掌權是運用權力，代表是進行決策如何運用權力，必須有所區分，如果運用權力的人又可以自己做決策，那樣邏輯關系是不順的”。

同為中央黨校黨建部教授的王貴秀則更看重“一線代表”的含金量，“黨員領導干部應該對應非領導干部，而不是一線代表，因為很多領導干部你也可以說是在一線工作，比如一個副部長，到底算領導干部還是一線代表？”王貴秀認為，十七大時28．4％的數據就“將一部分實際上有領導職位的代表也劃入其中”，從其任職的中央黨校來看，當時選出的四名代表職務最低的也為校委委員，行政級別為正局級，但是也被劃入了“一線代表”的范圍。

從“擴大黨內民主”到“民主集中制教育”

十八大代表總人數為2270人，比上一屆的2213增加了57人，中組部解釋為“主要是考慮要適當增加生產和工作第一線代表，同時也考慮到五年來全國基層黨組織和黨員數有所增加”。從比例來看，黨建專家們普遍認為開得很成功的中共八大是在超過850萬黨員中選出1026名代表，十二大是在3965萬名黨員中選出正式代表1545人、候補代表149人，但十八大是在超過八千萬黨員中選出2270人，代表的增幅應當說遠低于黨員的增幅。

但是這逐屆遞增的代表人數依然引發一些爭議。中央黨校教授葉篤初認為這“可以更好體現代表的廣泛性，有利于擴大黨內民主”。但王貴秀則認為這兩千多人的大會一方面增加成本，另一方面也不利于議事，從而對民主是一種傷害，他舉中共八大的例子稱，“當時有很多全體代表大會的發言討論，可以自由報名，因此發言很多很踴躍，《人民日報》天天幾版幾版地刊登發言。現在人數太多，只能分成各個代表團討論，團長都是省委書記，代表們的踴躍性必然受到限制。”他還提醒要注意的一點是，既然增加的人數都是考慮到一線代表的增加，“那么說明領導干部的總數其實沒有減少，只是總數增加，比例小了而已”。

王長江則對《中國新聞周刊》說，與代表的身份和人數相比，更重要的是選舉本身的嚴格規范，“如果大家都覺得是走一個形式，代表和被代表之間的責權關系沒有明晰，這樣選舉出來的是誰都不重要。假設中央規定所有代表是工人農民出身，但全部是任命的，那又有什么意義？”

一個很少有人注意到的細節是，在十七大代表的選舉過程中，中組部多次將那次選舉定調為“進一步擴大黨內民主”，包括一線代表比例的大幅度增加、差額選舉比例從10％躍升為15％，都被認為是“擴大黨內民主”的具體措施。但十八大代表的選舉則沒有再提“擴大黨內民主”，而是代之以“選舉產生十八大代表，是組織廣大黨員參與黨內民主實踐、進行民主集中制教育的重要過程”。與上一屆差額選舉比例一下增加五個百分點比較，本屆的差額選舉比例也只是從15％變為“多于15％”，沒有明確的增量要求。

王長江說，在傳統理解中民主集中制是最基本的制度，擴大民主只是完善民主集中制的一個方面，但是“我們學界的理解是，民主集中制只是一個概括出來的組織方式，應該在黨內民主的框架下進行，黨內民主的概念大于民主集中制”，因此應當首先強調民主而非集中。

按照部署，十八大代表選舉工作從現在開始，到明年6月底前結束，數位十七大黨代表均表示，目前各黨支部僅是傳達了中央精神，選舉尚未進入操作層面。這2270名黨代表將在明年秋天選舉出新一屆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央委員會再投票選出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的組成人員。（記者／李靜睿 實習生孫超對本文亦有貢獻）（實習編輯：魏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