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從富到強歷史性轉變的重要標志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完善國家安全體制和國家安全戰略，確保國家安全。這是我國實現由富到強歷史性轉變的重要標志。

改革發展不斷推進的前提條件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在部署全面深化改革中突出強調國家安全問題，主要考量在于目前我國安全地位與經濟地位不相稱，影響改革發展的持續推進。

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我國經濟實力顯著提高。1995年，我國GDP排在世界第八位；2007年上升到第四位；2008年超過德國，上升到第三位；2010年超過日本，上升到第二位。我國經濟發展的良好態勢和相對優勢地位的獲得，為實行睦鄰友好的外交政策、發展與周邊國家良好關系創造了有利條件，但經濟的快速發展帶來國際關系格局的調整，也使我國面臨的國際安全環境不斷復雜化，安全保障與經濟發展需求之間的矛盾日漸突出。

在周邊地區，國家安全壓力驟然增大，突出表現在美國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日本企圖借機突破和平憲法的束縛擴充軍備；少數國家刻意將與我國領土領海主權爭端擴大化；個別國家在我國門口不斷惹是生非；一些國家與我國經濟聯系日趨緊密，但在安全關系層面表現出較大脆弱性；國際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對我國的滲透有所加強。同時，我國海外商業利益和人身安全保護問題日漸凸顯，各種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因素明顯增多。戰略能源資源的穩定供應，國際運輸通道的暢通，境外企業的財產安全，出國留學、工作和旅游者權益的維護等，都需要以我國國際安全地位的有效提升為基礎。

安全問題具有突發性、政治性、復雜性、敏感性等特征，涉及面廣，社會關注程度高，解決不好容易對國家整體形象造成不利影響。如果長期偏重從經貿方面發展對外關系，而對安全問題強調和應對不夠，就會導致一些國家誤判我國捍衛國家核心利益的決心和意志，影響我國國家安全形勢和民眾滿意度。

經濟發展和安全保障相輔相成。發展為安全奠定堅實基礎，安全為發展提供有效保障。沒有發展，就沒有安全；沒有安全，也很難實現進一步發展。富而不強，以致外敵入侵、朝代更迭，這是一條重要歷史教訓。為有效應對和化解我國在安全方面面臨的前所未有的挑戰和矛盾，必須完善國家安全體制和國家安全戰略，確保國家安全。

走和平發展道路的客觀要求

中華民族是愛好和平的民族。中國人民從近代以后遭受戰亂和貧窮的慘痛經歷中深感發展之迫切、和平之珍貴，也深感無論發展還是和平都離不開國家安全。中國擁有足夠的經濟實力和安全地位，是亞洲以至世界發展、穩定與和平的重要保障。

大國能否不戰而屈人之兵，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能否讓對手充分認識到自己的實力和意志。適度的示強往往比一味忍讓更能消弭禍端。2013年1月，習近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宣示了中國政府捍衛國家核心利益的立場和決心：“我們要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但決不能放棄我們的正當權益，決不能犧牲國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國不要指望我們會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們會吞下損害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苦果。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其他國家也都要走和平發展道路，只有各國都走和平發展道路，各國才能共同發展，國與國才能和平相處。”向外界傳遞我國在任何情況下在主權問題上絕不退縮的可信承諾，對內能鼓舞士氣、增強凝聚力；對外能令親者敬、敵者懼，維持和擴大朋友，分化和瓦解對手；使友好國家放心、安心，讓敵對勢力擔心、憂心，在作出挑釁行為時有所忌憚。

由國家安全委員會統一制定和實施國家安全戰略，可以加強對國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協調各方面力量，全面系統地應對來自各個領域的安全威脅；能夠使我國對外政策更具有穩定性、一貫性和權威性，更加有效地維護國家主權和尊嚴。

根據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到2020年我國將在制度建設上取得決定性成果。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是我國在國際事務中樹立法治觀念、實現對外關系制度化和規范化的重要環節。扎好籬笆，才有好鄰居。今后，我國外交將進一步增強科學和理性，建立更正式的規則，以更加可信和可預期的方式作出行為選擇，也為別國不可容忍的觀念和行為畫出紅線。

對外關系的基本理念和發展方向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重新審視我國的外部環境，在保持外交大政方針延續性和穩定性的基礎上，積極運籌外交全局，突出周邊在我國發展大局和外交全局中的重要作用，開展了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動。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既是對以往做法和經驗的繼承與提升，也昭示了未來我國對外關系的基本理念和發展方向。

在對外關系處理上進一步增強主動性，更加積極有為。我們不受外部有關“中國威脅”、“中國擴張軍力”等噪音和雜音的干擾，不信邪、不怕鬼，斷然向外界發出明確信號：為使百年屈辱真正成為歷史，中國不但要富國，而且要強軍。習近平同志多次到軍隊考察，強調“堅決聽黨指揮是強軍之魂”，“能打仗、打勝仗是強軍之要”。公開航空母艦、戰略核潛艇等國家戰略軍備，在西太平洋實施遠海實兵對抗戰略演習；在釣魚島海域實現常態化巡航，對黃巖島形成實際控制。2013年10月，習近平同志在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的講話中提出，“更加積極有為地做好周邊外交工作”。

周邊外交戰略和工作的目標進一步明確為“政治關系更加友好、經濟紐帶更加牢固、安全合作更加深化、人文聯系更加緊密”。我國不再謀求依靠發展經貿而回避主權爭端的做法促使安全局勢出現緩和與好轉，而是與時俱進、更加主動，在致力于“找準深化同周邊國家互利合作的戰略契合點，積極參與區域經濟合作”的同時，強調開展安全合作的重要性。習近平同志在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的講話中指出，我國“要堅持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新安全觀，倡導全面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理念，推進同周邊國家的安全合作，主動參與區域和次區域安全合作，深化有關合作機制，增進戰略互信”。

根據時代發展潮流和國家根本利益，在國際社會爭取與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相一致的地位。我國主動倡議與美國共建以“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為基本特征新型大國關系。在2013年6月舉行的中美兩國元首會談中，習近平主席指出，中美都是對世界有重要影響的國家，理應在處理大國關系方面發揮示范作用。奧巴馬總統表示，美國希望同中國保持強有力的合作關系，做平等的伙伴。雙方同意在朝鮮半島局勢、阿富汗等國際和地區熱點問題上保持密切協調和配合，加強在打擊海盜、跨國犯罪、維和、減災防災、網絡安全、氣候變化、太空安全等領域合作。李克強總理在亞太地區首次倡議建立東亞安全架構，既表明我國在地區安全問題上設置議題能力的提升，也表明我國將更加積極主動地承擔地區安全責任。

加強與周邊國家友好合作，建設命運共同體。繼同俄羅斯、巴基斯坦之后，目前我國正在積極推動同東盟簽訂睦鄰友好合作條約。2013年9月，習近平同志出席上海合作組織峰會，強調“我們需要樹立同舟共濟、互利共贏的意識，加強合作，聯合自強，把上海合作組織打造成成員國命運共同體和利益共同體”。2013年10月，習近平同志出席亞太經合組織會議時倡議建設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習近平同志的講話，表達了我國與周邊國家同舟共濟、共同維護地區安全穩定的強烈愿望。

（李 文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