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作為經濟特區和改革開放前沿，多年來承擔著為全國改革開放先行先試的重大使命。去年，深圳又在全國率先確立建設“一流法治城市”的目標。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召開前夕，本報記者專訪了廣東省委常委、深圳市委書記王榮。王榮強調，深圳把法治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就是要通過最大的努力，全力打造更優的法治化環境，使“一流法治”成為深圳新時期最為顯著、最為核心的競爭優勢。

確立建設 “一流法治城市”

王榮說，深圳對法治的重視和推動，既是貫徹中央大政方針的實際行動，也是自身發展進步的現實需要。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后，深圳提出了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和前海開發開放戰略平臺建設這“三化一平臺”改革主攻方向，加快建設“一流法治城市”。

黨的十八大后，習近平總書記離京視察“第一站”就來到深圳，這充分體現了中央對經濟特區的充分肯定和高度重視，也為深圳賦予了新的使命：繼續扮演好改革開放排頭兵。王榮說，如果說深圳經濟特區過去30多年更多是“破”字當頭，率先打破體制束縛，解放生產力，作出了歷史性貢獻；新的發展時期，深圳則應以“立”字為先、“破”“立”并舉，率先打造“一流法治”環境，形成新的“制度紅利”，為國家新一輪改革開放作出新探索、新貢獻。

全面深化改革沒有“送分題”，都是“必答題”。王榮說，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容易的、皆大歡喜的改革已經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要推進改革，其復雜程度、艱巨程度一點也不亞于改革開放初期，甚至更加棘手，亟待以法治來凝聚社會共識，為改革保駕護航。同時，我們也要看到，經過30多年的改革發展，今天人們所共同期盼的，不僅僅是物質條件的進一步改善，更需要一個“有序安全可預期”的社會環境。而這種環境，就是法治的環境。

“分階段、項目化”扎實推進

深圳早期之所以能夠持續快速發展，很大程度上靠的是率先改革開放形成的政策優勢、毗鄰港澳的區位優勢、要素價格相對低廉的成本優勢。但隨著改革開放的全面推進，這些優勢已不再明顯。王榮說，法治是特區營造新優勢的重要著力點。為此，深圳制定出臺了全市性的實施方案，以“分階段、項目化”的方式，從立法、執法、司法、普法等多層面，部署開展了“三個階段、23項專項行動”，明確了“路線圖”、“時間表”、“任務書”。

王榮說，通過一段時期的努力，深圳的法治建設取得實實在在的成效。一是在立法方面，深圳以市委名義出臺了關于人大主導立法的《意見》，推動建立“人大主導、多方參與”特區立法新機制，實行法規集中起草、議案公開審議、建立“專家庫”等舉措，為提升立法質量提供制度保障。二是在重大改革上采取“先立法、后改革”的模式，將改革納入法治化軌道。比如，深圳市人大正在研究制定《居住證條例》、《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條例》、“加強深圳標準建設”的《決定》，推動重大改革于法有據。三是在司法改革方面，率先推進實施多項重點改革，努力營造公平公正的司法環境。除了率先啟動法院人員分類管理和法官職業化改革以及審判權運行機制改革，深圳還在全國率先推進了司法公開、新型訴訟監督模式、案件管理系統改革，并啟動檢察院職業化改革等。

以一流法治推動經濟升級

深圳市政府率先與國務院法制辦簽署《關于推進深圳市加快建設法治政府的合作協議》，成為全國首個法治政府建設試點城市。王榮說，去年商事登記制度改革以后，大量的行政審批事項減少，網上信息化辦公程度提高，整個法治政府建設有了新的提升。深圳還出臺了國內首個規范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的《若干規定》，編制“權責清單”，利用電子監察系統對各類行政行為進行實時監督，讓執法權在陽光下行使。

王榮表示，如果說從計劃經濟邁向市場經濟，是我國市場經濟的“第一次飛躍”；那么今天就是要以一流法治來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推動市場經濟邁向法治經濟的“第二次飛躍”。當年，深圳以率先在土地有償使用、突破資本市場“禁區”、打破計劃模式“大鍋飯”等方面創造出的1000多項“全國第一”，擔當了“開路先鋒”角色；在“第二次飛躍”中，深圳更有基礎、有條件、有責任繼續發揮好先鋒示范作用，以法治立規矩，以法治立秩序，以法治立誠信，以法治立質量，增創市場經濟發展新優勢。

談到規范政府行為、改善政府作為，王榮強調，必須打造“法治政府”，用“法”來明確政府職能邊界，實現“法定職責必須為、法無授權不可為”。在這方面，深圳將繼續加快轉變政府職能，建立政府“權責清單”和市場準入的“負面清單”，“加、減、乘、除”一起做，實現政府、市場、社會“各盡其責、各就其位”。（記者許正中吳焰 楊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