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繞那些爭議，他告訴眼前的記者，“我1987年的作品，當時寫的時候比較年輕，激情澎湃，也代表了我當時對社會的看法。當然，也許有偏頗的地方，但基本上作品能代表我的文學態度。”

有記者現場拿出1988年莫言的代表作《天堂蒜薹之歌》的老雜志，并同莫言探討了文學的批判性問題。莫言表示，“一個作家應該立足寫作，立足寫人，應該包含了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因此，他的描寫自然帶有批判性，真善美也要歌頌，批判也是個重要的功能。”

“最重要的是我作品的文學的素質。因為這是一個文學獎，它授給我的理由就是文學。我的作品是中國文學，也是世界文學的一部分。我的文學表現了中國人民的生活，表現了中國的獨特的文化和民族的風情，同時我的小說也描寫了廣泛意義上的人。我一直是站在人的角度上，立足于寫人。我想，這樣的作品就超越了地區和族群的局限。”

“能夠榮獲這個大獎，對我個人是個巨大的鞭策。”莫言坦言，“諾貝爾文學獎是重要的獎項，但并不是最高的獎項，只代表評委的看法”，自己要“盡快從熱鬧喧囂中解脫出來，該干什么干什么”。

不過，他對自己的主要作品“比較滿意”。有記者追問他“這么多作品中，自己最喜歡哪一部”時，莫言則說：“一個母親不能說最喜歡哪一個，說最喜歡老大，老二會不高興，說喜歡老二，老三又不高興。”

但有一點是確定的，那就是他對自己故鄉、自己筆下“高密東北鄉”的喜愛——“我的故鄉和我的創作是密切相關的，民間藝術和民間文化伴隨我成長，從小耳濡目染的也是這些文化元素。當我拿起筆來創作的時候，這些元素不可避免地進入了我的小說。也影響甚至決定了我的作品的藝術風格。”

或許正因為如此，這個至今依舊用手寫進行寫作的諾獎得主，隨后欣然為家鄉山東的一家報紙題寫了報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