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作人先生生前是中央美術學院院長、中國美術家協會主席。作為中國美術界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和西藏藝術的關系反映了漢族藝術家對西藏藝術的向往、理解和熱愛。作為吳作人先生的后人，我和女兒吳寧有幸踏上西藏這塊神奇的土地，參加“首屆中國唐卡藝術展”，心情十分激動。回顧這位已故老藝術家生前的西藏情緣，使我們對于漢族和藏族在藝術上的互相尊敬與借鑒有了更為清晰的理解和期盼。

“百幅唐卡工程”百幅唐卡精品的成功創作，充分展示了西藏和平解放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西藏在步入經濟社會發展“快車道”的同時，西藏的文化藝術也進入新的發展時期，新唐卡所顯示的時代性和民族性就是明證。

我父親的西藏情緣，始于他70年前的祖國西部之旅。從1943年至1945年初，他花費了兩年多時間，深入到祖國的西部地區進行了非常艱苦而又十分珍貴的探索。他與藏族群眾同宿一頂帳篷，同飲一壺酥油茶，對藏族文化藝術進行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當年他西行的主要目的地之一是西藏，但讓父親感到遺憾的是，由于種種原因，他未能踏上西藏這片神奇的土地。西藏和平解放后的數十年間，他的這一愿望也由于繁忙的教學工作和其他種種原由始終未能實現。這次，我和我女兒來到這里，也算是替他老人家了卻了對西藏文化藝術的情結和心愿。

父親晚年時，每當人們問起他，一生中什么對他的藝術發展影響最大？父親總是毫不猶豫地說：“是西行。”記得他經常掛在客廳的一幅油畫《打箭爐少女》，畫的是一位藏族青年婦女。父親1944年在西行中創作的《藏茶傳》，已為巴黎東方美術館收藏達70年。這是一幅極具特色的反映藏族人民生活和勞動的時代性強、人民性強的藝術珍品，前不久還在香港展出，獲得觀眾們的極大興趣和一致好評。父親一生鐘情牦牛題材。他常說，牦牛特別給人以一種力量，最能反映藏族人民的堅韌性格。牦牛成為他日后藝術創作中最具特殊地位的題材之一，像《齊奮進》(1989年郵票)、《藏原放牧》(1982年獲法國巴黎大宮藝術salon金獎)等作品。此外還有不少反映藏族人民生活的作品，如油畫《藏女負水》(中國美術館藏)、《烏拉》，國畫《青海之濱觀舞》、《雪山牦運》等等。他對西藏有著特別的熱愛和特殊的感情。當得知西藏廢除封建農奴制度后，他滿懷激情創作了《農奴翻身得解放》、《藏春圖》 (與鄧拓詩配畫)等繪畫作品。這些作品改變了他從比利時留學時學到的西方藝術的技法，從而創作出帶有濃厚民族氣息風格的中國油畫和中國水墨畫。

非常令人難忘和感動的，是父親生前對藏族文化藝術的一貫關切和扶持。他支持畫家韓書力進藏，扎根西藏、研究西藏的故事，在美術界早已傳為佳話。我記得父親在家中先后接待過的藏族畫家就有巴馬扎西、次仁多吉、阿旺扎巴和次仁卓瑪等同志。這讓人們聯想起70年前父親西行期間在康定師院的一番演講。那時，他認為地處祖國邊疆地區的藏族文化以及藝術成就遠沒有受到重視，呼吁廣大中國有志青年到邊疆來，為發展邊疆文化下一番挖掘的功夫。而他本人就是一位先行者和實踐者，以自己的實踐者姿態開辟了一片藝術新風，也為后人樹立了一個榜樣。改革開放以后，父親同十世班禪大師幾次接觸，不遺余力地共同推動西藏藝術的發展。他還應邀專門為班禪大師創作了《九牦圖》，掛在大師的辦公室里。1990年代父親重病期間，還欣然接受西藏美協、韓書力等的邀請，擔任油畫《金瓶掣簽》的藝術顧問，表現出對西藏人民和西藏藝術的極大熱情和特殊情感，對西藏畫家們的創作給予很高的評價和有益的指導。幾乎可以說，父親把一生中的最后一次藝術活動獻給了西藏。雖然當該作品完成時，父親已駕鶴西去，但西藏美術界的同仁不忘父親的關懷，在百幅新唐卡中，《金瓶掣簽》仍然署上顧問吳作人的名字，令我們動容！這也為吳作人先生和西藏這段情緣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原標題：女兒談吳作人西藏藝術情緣：同十世班禪幾次接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