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遺產保護與旅游開發如何平衡？
郭旃認為，“文化搭臺、經濟唱戲”是國內某些地方領導對文化遺產工作的誤解和誤導。申請世界遺產的真正目的是集合全世界的力量來對世界遺產進行更好的保護。“除了通過科學手段去延緩自然衰變、避免自然災害，人為的影響尤其要避免，比如旅游的壓力。”
他表示，如果處理得當，旅游開發和遺產保護是可以相互促進的。“旅游業如果開展的好，會更加提升人們對文化遺產的關注和愛護；同時，吸引更多的游客，旅游業的收入就會提高，有了資金保證又會促進遺產的保護事業。因此，如何讓旅游開發和遺產保護永遠處在一個相互促進的狀態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文化遺產是不可再生資源，一旦損壞將永遠無法彌補，而超容量的旅游會對文物帶來損害，“實行門票限額制應該是以后的發展趨勢，但目前由于管理、技術等各種復雜的原因，我國大部分世界遺產很難實現限額制。目前只有布達拉宮實行門票限額制，每天只有2300張票，”郭旃說。
旅游過度開發還會對文化遺產的“真實性”原則帶來挑戰。比如，麗江古城不僅以獨具民族特色的建筑聞名于世，居住在那里的納西人創造的民俗文化促進了麗江古城旅游的發展，同時也是麗江古城的靈魂。然而，現在的麗江古城卻面臨著去本土化的威脅。
在2007年舉行的第31屆世界遺產大會上，麗江古城因保護區和緩沖區是否足夠明確、是否足以應對社會發展和過度的旅游業的壓力，而受到世界遺產委員會的關注和詢問。
為了最大限度的保存當地民族的民風民俗，麗江市政府做出了一系列的規定，比如城內的房屋一律不準賣給外地人，擁有者必須是當地人；城里經商的一定要穿民族服裝，盡可能說民族語言，出售當地的土特產品。但問題是，當地的原住居民大多不喜經商，他們更喜好琴、棋、書、畫，愿意把老屋租給來做生意的外地人，賺取租金。
郭旃表示，麗江古城的去本土化問題目前還沒有妥善的解決辦法。他坦言，理想的狀態是讓“原來納西族的同胞保持在自己的房屋里，在保存傳統生活方式的同時，改善基礎設施，提高生活水平，但這涉及到復雜的社會發展問題。”
同時，郭旃也表示，我們不能只談保護、不顧發展，而是應該找一個契合點。“你們一定要把專家的眼珠子同時也變成老百姓的錢袋子，”這是麗江古城管理委員會過去的一位負責人對郭旃說過的一句話。“這句話不一定對，但有一定道理，意思就是，在專家眼里需要潛心保護的東西，一定要與社會的發展、老百姓的利益結合起來。如果有世界遺產的資源并且能夠適度地促進旅游經濟，那是一件好事，但要把握一個度，要建立在保護的基礎上發展，只要動腦子總是會有辦法。”
“歷史就是歷史，文物不可再生。要盡量保護真實性，為了保護真實性就要盡量少干預，”在談到故宮前幾年因為大修而遭到國際社會質疑時他這樣說道。
2007年，與麗江古城一起被世界遺產大會提起關注的中國遺產還有故宮、天壇、頤和園、布達拉宮和云南三江并流。其中，故宮、天壇、頤和園的大修是招致“非議”的原因之一。
故宮的大修于2000年開始，至2007年終止。當時，針對故宮的質疑主要涉及大修的程序和方法，比如彩繪和木質結構材料的更換等，有國外專家認為，這是過度維修的做法。
當然，中西古建筑形式、材料、傳統技藝等有很多不同，但基本的哲理、規律、準則應該是相通的，不應該存在根本的理念和原則的分歧。為此，2007年5月，由中國國家文物局、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國際文化遺產保護修復研究中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中心等單位聯合主辦了“東亞地區文物建筑保護理念與實踐國際研討會”，60余位來自20多個國家的代表花3天時間實地考察了故宮、頤和園、天壇，隨后就三地修復工作以及東方木結構建筑保護修繕的理念與準則等問題展開了討論。與會專家達成很多共識，并原則通過了《北京文件》，就中國、東亞地區、東方乃至世界文物建筑保護的一些問題達成理解。
“國際社會同行認為這一文件不僅對東亞地區指導意義，而且對全世界有參考價值。國際社會對故宮的關注給我們帶來了很大的促進，而我們也做出了讓國際社會吃驚的成績，”郭旃說。
韓國沒有“搶走”中國的傳統文化
200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正式確定韓國申報的“江陵端午祭”為“人類傳說及無形遺產著作”，繼成功申報端午節之后，韓國相繼將“中國風水”、“中醫”等列入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名單。中國網民難以接受，認為韓國“搶走”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對此，郭旃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這“正是人類文明相互交融的見證，應該用更寬闊的胸懷和視角來看這一問題。”
他說：“我們不妨大度一些，從大的文化體系來說，大家都知道在東亞有一個很大的儒文化圈，發源地在中國，這是無可否認的歷史事實，儒文化傳播出去之后，到了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區，和當地的傳統文化結合，產生新的文化形態，即便在名稱上和原生地有某種雷同，某種相似，也未必就不是人類文明交融的好現象。拿韓國的端午祭來說，實際上端午祭到了韓國之后，結合了當地的風俗，內涵、儀式等都有了很大變化。尋根溯源，它與中國的文化傳統有關系，但又是和當地民風民俗相結合的產物，這既體現了我們中華悠久文化的影響和地位，也體現了不同民族的交流。”
郭旃透露，韓國最近還有一個叫做“孔文化村”的申遺項目。“在那個村子，家家都有對聯，對聯是用漢字寫的孔孟古訓，如果這個項目申報成功是不是就說明孔文化就成了韓國的了呢？我想應該不會有人這樣認為，所以，我們應該是有自信的，全世界有共識，知道儒文化發源地在哪里、影響在哪里。”
郭旃指出，每個文化遺產申報之前都要有一項比較分析研究，如果一種文化到了另外一個地方去有了新的變體，可能就會有不同的代表性，這體現了人類文明的交融，也體現了一種新的創造，我們要在比較分析中找到自己的地位。
--------------------------------------------------------------------------------
親歷中國的每一個申遺時刻
1976年，為保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的有效實施，世界遺產委員會正式成立。中國于1985年加入《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并已3次當選為世界遺產委員會成員。從1987年中國首批6處文化和自然遺產被批準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以來，中國目前已有世界遺產38處，位居世界第三。
郭旃從1985年中國簽署條約之后，便與中國的世界遺產事業結下了不解之緣，從1987年首次申請世界遺產成功至今，他見證了中國的每一個申遺時刻。
郭旃表示，我國世界遺產的發展過程驗證了國家改革開放的全過程，改革開放也實實在在地促進了世界遺產事業的發展。
隨著綜合國力增強，中國在與國外的交往方面變得越來越開放，越來越自信。世界遺產領域也是如此。郭旃說：“在申請世界遺產方面，最初是國際組織在號召并鼓勵我們申報，而現在我們可以非常自信的把自己的文化遺產拿出去與他們討論。在與國際同行最初交往時，無論從理念到做法，我們都覺得外部世界很新鮮，發現我們自己有些地方做的不夠好，有很多方面有共同之處，有些地方我們又有著自己獨到的特點和優勢。現在我們也經常參與一些行業內對遺產保護尖端理念和方法的探討、以及權威文件的制定。中國的專家也時常有人受國際組織的委托，執行對其他國家新申報世界文化遺產項目的國際考察評估任務”。
郭旃表示，遺產保護的理念也在過去的這些年中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人們的遺產保護意識得到加強。最初，遺產保護與發展常常被置于矛盾不可調和的對立面，但現在，遺產保護對社會的發展發揮了巨大的促進作用。比如，2005年，一向以博彩業聞名于世的澳門成功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小城的國際形象被發掘和展現出文化的光環和底蘊。這為保障澳門從根本上抵御博彩業可能出現的風雨飄搖和動蕩確立了永不衰敗的內在主體，為澳門在回歸祖國后的持久穩定繁榮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世界遺產事業的作用和影響現在已經遠遠超出其專業本身的范圍，除了提升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給與人們精神和文化的享受與借鑒，提高人們的文明素質和生活品質之外，作為大環保理念的支撐，還在有效服務于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戰略中發揮著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并且引人注目地直接促進社會政治和經濟的繁榮，國際的溝通、交流與合作，郭旃指出。
“這些都是很值得我們高興的，”郭旃說。
（記者：董繼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