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頃作品

中國具有深遠的人物繪畫傳統(tǒng)，文人風骨的孕育伴隨著經(jīng)典文化的成熟，流露在顧愷之、閻立本、唐寅、仇英、任頤的宮廷人物與仕女、戲子的筆墨中，也表現(xiàn)在梁楷、陳老蓮等對文人精神理想的自我想象中。發(fā)軔于魏晉六朝時期“以形寫神”的觀念逐漸成為中國人物畫的核心，并在當代得到延伸。時代在變，人物的“神”和文人風骨的內涵也在變。作為社會性的人和知識分子，迥異的社會環(huán)境與教育體系給參展藝術家的個人生命體驗和創(chuàng)作理念都留下不同的烙印。我們觀察到，生于五六十年代的藝術家如段正渠、朱進和范勃在民間舊俗、水墨和歷史文明中尋求參照系；七十和八十年代的王頃、馬軻、劉瑞昭依賴于內在的隱秘直覺。他們創(chuàng)作的內心源泉和表達方式之間的“代溝”給經(jīng)典文人精神的當代延續(xù)與蛻變提供了線索。

段正渠(1958－)繪畫中的人物抱著碩大的魚、端著火盆、或者背著大塊豬肉在山道上疾走……藝術家有意識地將人物動作莊嚴化、儀式化，借助原始古拙的民俗文化架構自己的神話世界，隱喻精神的宗教。對于段正渠而言，陜西風土人情繪畫超越了民俗采風式的寫實主義，神秘、古樸的鄉(xiāng)土人物與藝術家的自我意識融合，代表了從現(xiàn)代主義寫實到當代精神探索轉折時期的敏銳。

朱進(1959－)以陶土混合色彩在畫布上展開他對人性的想象。渾厚溫暖的材料結合水墨的遺韻，人物精神具有一種亦莊亦諧的自在者的閑適與平和的質感。他的造型“提示了人物思想的豐富性，也夸張地表示自我的存在猶如膨脹的夢境，疲軟的身體象征一種無奈，必須以犬儒主義式的心態(tài)，回到獨處的世界中。” (范迪安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