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環球在線消息：受當前國際金融危機快速蔓延和世界經濟增長明顯減速的影響，政府和社會的各個層面都在積極采取相關措施應對危機。近期以來，央行降息、擴大內需、保增長、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等關鍵性詞語成為熱議焦點，與此同時，一貫“嚴肅刻板”的司法界也頻繁亮相，一系列看似超越常規的新規定無疑于平地驚雷，即使是在這動蕩的年月，也掀起了不小的波瀾。
2008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指導意見，要求對“資金短缺但仍處于正常經營、有發展前景的負債企業”，慎用財產保全措施。簡單說，就是慎用“凍結財產”的措施。針對當前一些中小企業出現經營困難，最高人民法院明確指出，各級法院要“依法保障企業發展”。
2008年12月11日，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書記、檢察長曹建明指出，各級檢察機關要把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維護社會和諧穩定，作為檢察機關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要實踐，充分發揮檢察職能，為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2008年12月23日，公安部部長助理鄭少東在全國公安機關經偵系統執法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表示，在當前經濟形勢下，各級公安經偵部門要嚴格把握法律政策界限，講究執法方式方法，對負責企業正常經營的高管人員要慎用拘留、逮捕措施。
2009年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讓我國中小企業“暖心”的司法政策：對于那些不屬于惡意逃避債務，只是因為一時資金短缺但仍處于正常經營狀態、有發展前景的負債企業，要慎用強制執行措施，對債權人多做耐心細致的說明、解釋工作，通過制訂還債計劃、設置擔保等靈活多樣的方法促成債權人給予債務企業合理的寬限期，幫助債務人度過暫時的財務危機。
同日，廣東省檢察院對外公布幫助企業解困促進企業發展的“十條意見”。“意見”明確規定，查辦企業經營管理者和關鍵崗位工作人員的職務犯罪案件，檢察機關要及時與主管部門或企業領導溝通，慎重選擇辦案時機，犯罪情節輕微的，酌情暫緩辦理。對涉嫌犯罪的企業特別是目前仍在營運的困難企業，要慎用查封、扣押、凍結等措施；對企業法定代表人、生產經營負責人和技術業務骨干，涉嫌一般犯罪的，在確保刑事訴訟順利進行的前提下，可不采用拘留、逮捕等措施。
“這說明我國司法制度更加透露出一種理性的色彩，金融危機讓中國司法制度走向更加成熟。”世界能源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中國金融研究院院長、中國金融家與企業家國際俱樂部執行主席何世紅說，這絕對是一次文明的跨越。
其實無論是最高法的“暖心”政策、公安部鄭少東的講話，還是廣東省檢察院的“十條意見”，具體內容上看，不論是“對涉嫌犯罪企業的正常經營賬戶、資金，要慎用查封、扣押、凍結措施”，還是“要從辦案的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出發，根據必要與可行的原則，正確適用強制措施”，均在不久前剛剛閉幕的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已有類似要求。這標志著中國市場經濟的法律制度建設和實踐，在處理問題企業和問題企業家時日漸成熟。
何世紅認為，問題企業和問題企業家的出現，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現象，也是一個歷史社會學的命題。回顧改革開放30年來的中國企業家的故事，我們可以發現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決定著企業家的發家和落馬模式，同樣，這些模式也折射著中國社會的急遽變遷。但是在總結問題企業家的時候，我們會發現他們大多在做實業的時候都很穩當，為什么功成名就后容易出事呢？
在何世紅看來，這恰恰說明了我們在制度上的不完善性,中國缺乏一種保護企業家的有效機制。特別是在法律層面還有許多值得探討的問題。
何世紅認為，中國企業家們面臨著多種難題。一方面，傳媒、社會公眾對企業家寄予了很大希望；一方面，企業家的社會地位尚遠沒有達到成熟商業社會的水平。因此，一方面是社會對企業家們相對高但合乎情理的要求；一方面是大量企業家自身素質及所處的社會、經濟、法制環境的不盡人意。中國企業家就以這種尷尬的方式創造著自己的歷史。
“在這樣的難題下，許多企業家黯然退場，甚至身陷囹圄。”何世紅還對問題企業家的成因做了分析。他說，我國改革開放的初期，創業環境非常寬松，創業成本非常低，從而成就了大批低學歷的企業家。但是在企業發展起來之后，這些企業家缺乏發展后勁的問題也就逐步顯現出來了。如果這些企業家不注重個人素質和能力的提高，不依靠必要的團隊協助，而是僅僅依靠自己個人的感覺做事，那么就很可能遭遇法律的陷阱而使自己深陷囹圄。
何世紅認為，中國企業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發揮著中流砥柱作用，同時也擔負著重要社會責任。企業家作為企業的領袖，是身系企業興衰安危，關聯成百上千人的失業就業。尤其是大企業高管，他們對中國經濟社會的貢獻無與倫比，他們的一舉一動都在影響著整個經濟社會的局勢。所以，如何看待和處理企業家的違規違章問題舉足輕重。
假如企業家犯罪了要抓，但其負責的企業，又直接決定著許多員工的飯碗，還有債權債務等諸多糾葛。從社會意義上說，企業不完全是哪一個人的，還承載著不少的社會功能。如果在執法過程當中不采取審慎態度，必將引起企業垮臺、社會不穩定因素加劇的嚴重后果。
“當然，這都必須是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盡最大努力降低執法可能帶給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影響，來保證經濟和社會的穩定。”何世紅說。
廣東檢察院的“十條意見”中規定，查辦職務犯罪特別是涉及企業的貪污賄賂犯罪，要嚴格把握法律政策界限，慎重對待企業發展過程中的新情況新問題，做到“五個正確區分”，即正確區分經濟糾紛與經濟犯罪的界限，正確區分改革探索中的失誤與瀆職犯罪的界限，正確區分合法收入與貪污、受賄的界限，正確區分資金合理流動與徇私舞弊造成國有資產流失的界限，正確區分企業依法融資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界限，最大限度地維護企業合法權益，努力促進企業健康發展。
“意見”強調檢察機關要依法行使偵查活動監督職能，重點監督糾正偵查機關對“涉企”案件違法凍結、查封、扣押款物、違法取證、刑訊逼供、濫用和隨意變更強制措施等問題。
對此，何世紅認為從法律角度來看，幫助與扶持企業發展屬于經濟領域事務，對涉嫌違法犯罪企業管理人員實施拘留、逮捕屬于執法與司法事務范疇，二者并不矛盾，而實際上是屬于一種平行線的關系。也正因為如此，為企業創造良好生存、發展環境與對確實存在違法犯罪的企業高管采取必要法律行動，并不是對立關系，堅持前者并不必定要以否棄后者為前提。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江必新1月6日在涉金融機構案件執行座談會上表示，只有企業搞活，市場才能搞活；只有企業發展，經濟才能發展；只有企業穩定，社會才能進一步穩定。要認識到保障企業發展，促進企業改革、維護企業穩定的重要意義。及時依法公正執行關系企業改革、發展和穩定的各類案件，在工作方法上要體現原則性和靈活性的統一。
“目前我國執法環境發生了深刻變化，司法機關正確適用強制措施就是司法的進步。”何世紅說，從司法部門透露出的信息，我們強烈地感受到，企業家、企業高管，以及企業的正常運行正在越來越多的受到法律的保護。
然而，與司法制度加強涉案企業和企業家保護力度背道而馳的是，很多企業家并不懂得正確運用法律武器保護自己。一位在一家著名上市公司擔任專職法律顧問的律師稱，他們公司老總作為著名企業家雖然名聲遠播，獲得了各種榮譽，籠罩著五光十色的華麗光環，但是在處理企業法律訴訟問題上，卻根本不問法理，不論是非，不管有理無理，只問誰能夠“擺平此事”。在這位老總的眼里，律師的專業分析意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舍不舍得花錢。于是打官司也就演變成了“打關系”，充斥著可怕的“江湖”氣息。
何世紅認為，在司法制度進一步完善的同時，企業家都應該先認真地補上法律這堂課。（來源：中國金融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