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6月17日《國際金融報》報道，“國有企業襄樊三九釀酒廠的前任黨委書記兼廠長馬永富在主政酒廠的幾年間，先后以投資外地市場等多種名義‘主動’流失了2.5億元的國有資產。”報道稱，如今馬永富不但沒有被有關部門追究責任，更是搖身一變利用“回籠”的資金成立了湖北大漢光武酒業有限公司，向曾經被其掏空國有資產的三九釀酒廠刺出了極為狠毒的回馬一槍。
一個利用襄樊三九釀酒廠改制之機，在3年10個月的時間里造成虧損達2.5億的廠長馬永富，阻撓和破壞企業改制，一度將企業的穩定推到了崩潰的邊緣。且不說馬永富從酒廠免職后仍然擔任上級母相關職務，已經違反國家競職規定，最重要的是其個人巨額投資辦廠的資金從哪里來？即便他有萬種解釋，也無法擺脫“富了方丈窮了廟”的嫌疑。這一巨額資金來源不明的現象在整個襄樊市乃至湖北省都成為了一個街頭巷議的話題。
對此，記者經過深入的采訪，試圖揭開其神秘的面紗。原來這不僅僅是一個國企改制過程中常見的“富了方丈窮了廟”，更是一個“下崗方丈拆舊墻建新廟”的怪現象。
2009年7月20日，拖延數年反復“折騰”的襄樊三九釀酒廠股改終于圓滿完成，實現全員持股，此舉得到了國家國資委、湖北省國資委、華潤集團、三九集團的充分肯定。但是在這次具有典范意義的全員持股背后，出現了“下崗方丈拆舊墻建新廟”新的不良現象，尤其值得警惕與防范。
襄樊三九釀酒廠的前身是1956年成立的襄樊釀酒廠，是一家有著54年歷史的老國有企業。上世紀90年代，該廠是襄樊市21家特困企業之一。1997年6月，酒廠被三九集團兼并，成為三九集團旗下的湖北三九長江實業公司的子公司，同時委派馬永富擔任酒廠廠長兼黨委書記。
納入三九旗下之后，通過一系列有力措施的深入實施，酒廠的生產經營步入了正軌，酒廠的發展駛入了快車道。2008年銷售收入達到2.1億元，比2007年的1.78億增加了3000多萬，經濟效益也比2007年增長了37%，創歷史最好水平。另外，通過加強管理，堵塞各種漏洞節約開支近1000萬元。
在銷售收入大幅增長的背后，酒廠卻陷入了巨額凈資產虧損的泥淖之中。從2004年12月31日到2008年11月30日，酒廠的凈資產由負1800萬猛然上升到負1.988億，再加上應收賬款等累計虧損達2.2億。而這個3年10個月期間，恰好就是襄樊三九釀酒廠改制期間，其所有資產集體打包在上海聯合產權交易所掛牌上市，后由于三九集團和銀行之間的貸款問題被凍結股權。
接踵而來的是一系列問題紛紛浮出水面，在改制且股權被銀行凍結期間，馬永富“老謀深算”重磅投資外市場，接連出現“主動”或“被動”的重大投資失誤。巨額的虧損將酒廠逼上了生死存亡的邊緣，民怨沸騰的全廠800多員工一夜之間將馬永富轟下了臺。
2009年1月20日，酒廠上級單位湖北三九長江實業公司正式下發文件“免去馬永富在襄樊三九釀酒廠的廠長兼黨委書記職務”。此時，他仍然擔任三九釀酒廠上級母公司的相關職務。
接下來十分怪異的事情就此出現。馬永富在被免職后不到5個月的時間里，先后以幕后指揮的身份安排其直系親屬成立多家酒廠，尤其是大肆圈地賣地的行為在當地造成了極為惡劣的影響——“馬永富不是做酒而是做局，賣地遠比做酒賺錢！”
如今，這個襄樊三九釀酒廠前任黨委書記兼廠長的馬永富更是聯合湖北石花酒業有限公司前任CEO趙樂城，組建了湖北大漢光武酒業有限公司，同時還把保康堯治河楚翁泉酒業、老河口光化特酒業、棗陽光武酒業、襄樊三國情酒業、米襄陽、金犁策劃公司等小舢板悉數拉了進來。
對此，輿論認為這是一起典型的國企高管違規“兼營”私企案件。對于馬永富這個下崗的“老方丈”如何能在一夜之間斥巨資“建新廟”？對于酒廠巨額虧損和個人巨額投資之間到底存在何種關聯？盡管馬永富有著種種解釋，卻依然無法擺脫“富了方丈窮了廟”的嫌疑。此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個下崗老方丈“建新廟”后推出的大漢光武，把矛頭直接指向了襄樊三九釀酒廠，目的是直接置其于死地。
作為一個下崗的老方丈，應該是積極地、有義務地為老廟宇添磚加瓦，或者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即便是“建新廟”也不能與老廟宇“搶香火”，更何況這個老方丈依然擔任著酒廠上級公司副總經理職務，而且其巨額資金來源成謎，更涉及品牌掠奪和市場侵占。
馬永富這個下崗方丈之所以能夠拆舊墻建新廟，除了利用國企改制存在的監管漏洞之外，更是精心設計了國有資產流失“三部曲”。一部曲是合謀洗錢。私自聘用社會人員任外部市場負責人，給公司造成了巨額的損失。僅廣東市場就虧損5000多萬元，山東市場被騙走1500多萬元，河南市場損失1000多萬元，就連位于家門口的谷城也損失了1000多萬元。對于造成了這種巨額的損失，這顯然是鉆了企業股權被查封的空子。當上級試圖追查責任的時候，馬永富就利用各種侵吞國有資產的利益群體和黑惡勢力搞“針插不進水潑不進”，阻撓和抵制上級的調查和進入。
二部曲是搞體外循環。巨額的市場投入在廣東市場打開局面之后，就進入了收獲階段。但馬永富在遭到全廠集體反對的情況下，暗箱操作把最后的收益權（摘桃子）出讓給了廣東2個經銷商，自定400萬元的品牌租賃費只收到140萬元，但這微乎其微的回報也被他們花掉了。2008年5月，坐過多年牢的原廣東市場負責人望遠賓在“酒廠廣東市場聽證會上”透露，僅僅2007年廣東市場就銷售了3個億。在馬永富的一手操控下，生產交付四川貴妃酒廠，銷售在廣東。最終是一分錢的銷售回款都沒有，費用報銷卻達2500萬元之巨。經統計，外市場總共銷售5億元全部截留在外，使企業蒙受8000多萬元損失。
三部曲是產權風波。馬永富利用改制之機侵吞、瓜分、變賣國有資產，使企業蒙受重大損失。為制造混亂轉移視線，馬永富利用新聞媒體的公信力，炮制了“一個酒廠兩套班子”的所謂產權風波，一度蒙蔽了很多人的視線，甚至引起了酒廠的動蕩乃至社會的穩定。所幸最終由國家國資委、省國資委、華潤集團和三九集團核定了酒廠的產權歸屬，從而平息了風波。
此前，中紀委已經下發文件明文規定，要嚴防利用國有企業改制，侵吞、轉移和變賣國有資產。對此，作為酒廠黨委書記的馬永富不可能不知道這件事情，是誰給了他這么大的膽讓其頂風作案呢？同樣在襄樊形成街頭巷議的正是官商勾結。
凡此種種跡象表明，這不僅僅是一起利用國企改制期間“富了方丈窮了廟”的現象，而是一種全新的“下崗方丈拆舊墻建新廟”現象，尤其值得警惕和防范。決不容許出現國企改制了，留下的只是一片廢墟，更不允許在掏空了國有企業有形資產的基礎上，再去掏空無形資產。
（來源：千龍網）
